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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正左倾错误（第6页）

总理是说到我，但他是希望作家把沉重的包袱放下来，从“新的迷信”

中解放出来。

起码我个人是受到鼓舞和激励的。

一个月后，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

周恩来说：

现在“白专道路”

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大概不是我们提的。

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得少，不能算“白”

。

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

。”

曹禺在广州会议上进一步受到鼓舞和激励。

他说：

解放后，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努力工作的。

虽说组织上入了党，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帽子，实际上也是背着的。

这实在叫人抬不起头来，透不过气来。

这个帽子压得人怎么能畅所欲言地为社会主义而创作呢？那时，也是心有顾虑啊！

不只是我，许多同志都是这样，生怕弄不好，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

广州会议一下子把人们思想解放了，把帽子脱掉了，建国以后十三年，那种隐隐约约、时隐时现的怪影，终于在心头消失了，怎么能不让人由衷地感谢党呢？怎么能不令人愉快呢？

同时，曹禺还说出了在心中埋藏了许久的命题：

我以为，必须真知道了，才可以写；必须深有所感，才可以写。

要真知道，要深有所感，却必须花很大的劳动。

我写过一点东西，常写不好。

写不好，可以列举很多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因为自己不真知道，不深有所感。

应当说，曹禺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正是在周恩来的推动之下，才敢于拿到桌面上来，才敢于针砭时弊的。

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茶馆》，创意于1956年末，1958年由北京人艺首次公演。

不久便在批判声中结束了第一轮演出。

1963年4月，北京人艺再次排练并公演《茶馆》，但当时文艺界正流行“只有写社会主义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

的极“左”

口号。

《茶馆》的再次公演，又引起一些人的非议。

1963年7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时间观看了《茶馆》的演出。

他对导演焦菊隐等人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

如果有点意见的话，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否往后放一点，现在是戊戌政变后，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