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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正左倾错误（第5页）

成见是不好的，意见要从实际出发，否则是谬见，是主观主义。

但要有主见，现在主见少了。

《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

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

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

《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成功的，但我没有那样感动。

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

周恩来表面上批评了曹禺，实际上是以他为例，更深刻、更尖锐地剖析了危害极大的“新的迷信”

。

同时，周恩来又极有人情味地嘱咐说：“曹禺同志，今天我讲了你，你身体也不好，不要紧张。”

周恩来还说：

曹禺同志的《雷雨》写于“九一八”

以后，那个时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国时代。

写的是“五四”

前后的历史背景，已经没有辫子了。

写的是封建买办的家庭，作品反映的生活合乎那个时代，这个作品留下来了。

这样的戏，现在站得住，将来也站得住。

有人问，为什么鲁大海不领导工人革命？《日出》中为什么工人只在后面打夯，为什么不把小东西救出去？让他说去吧，这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作家只有那样的认识水平。

这是合乎那个时代进步作家的认识水平的。

那时还有左翼作家的更革命的作品，但带有宣传味道，成为艺术品的很少。

我在重庆对曹禺说，我欣赏你的，就是因为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

时代精神要广义地来理解，问题在于作品站得住与站不住。

曹禺同志的三部曲，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侧面，表现了作家当时的思想。

两部站得住，但《原野》就比较差些。

我是热爱他作品的一个，推荐他作品的一个。

周恩来最后通过分析“时代精神”

，再一次肯定了曹禺的“三部曲”

，充分地表现出对作家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曹禺事后这样回忆道――

总理对我的批评，我听了心中热乎乎的，我毫无紧张之感，觉得如释重负。

我的确变得胆小了，谨慎了。

不是我没有主见，是判断不清楚。

那时，我倒没有挨过整，可是讲的那些头头是道的大道理，好像都对似的。

现在，懂得那是“左”

倾思潮，但当时却看不清楚。

在创作中也感到苦恼，周围好像有种见不到的墙，说不定又碰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