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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正左倾错误（第4页）

。

让我们在工作与创作中一定要想到对立的统一，想想主导方面和对立的方面。

最后，周恩来提出：

国庆献礼片一定不要贪多，要注意质量和艺术性。

他指出，拍摄影片的主导方面是思想性，但也要讲究艺术性。

写出来的影片是10年的总结，要符合时代的精神。

前两年的影片有些粗糙，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

影片还是要注意色彩和动作。

这些话充分证明，即使是总理的讲话，而且是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一些片面性、“左”

的思想要予以纠正的正确意见，也仍然受到“左”

的思想抵制，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为曹禺创造创作环境

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开座谈会，这个会是曹禺终生难以忘怀的。

在这个会上，周恩来多次讲到了曹禺。

他说：

戏剧创作上，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框框很多。

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

这样就千篇一律，概念化了。

这样就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能有一个典型。

这样当批评家就很容易了，党委领导文艺也太容易了，只要订出几十条就行了。

京戏是程式化的，还有不少“型”

，黑头中张飞就不同于李逵，武生中武松就不同于十三郎。

今天舞台上的这些人物和过去又有不同，因为是经过革新的形象。

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得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周恩来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存在“新迷信”

的问题，并且认为这是繁荣创作的最大障碍之所在。

曹禺同志是个有勇气的作家，是个有信心的作家，大家很尊重他。

但他写《胆剑篇》也很苦恼。

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

谦虚是好事，但胆子变小了不好。

入了党应该对他有好处，要求严格一些，但写作上好像反而有了束缚。

把一个具体作家作为例子讲一下有好处。

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也不怪我。

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

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

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