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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王充与批判的精神（第17页）

俱由外来，故为累害。

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

福祸之至，幸不幸也。”

（《累害》）

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一种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

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

他解说“富贵在天”

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

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

故曰在天。

……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

（《命义》）

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

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

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的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累害》《幸偶》等篇是不相容的。

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祸福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

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

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

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

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天人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

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民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则治乱。

……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

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

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

……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

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

时当治，恶人不能乱。

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

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

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

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

（《治期篇》中的语）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

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