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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戊戌维新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他赞成民主政治，主张实施立宪，但对以革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之目的颇有异议。

辛亥革命以后，他希望寻找一种能使社会持续稳定的政治体制，对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大变动不以为然，期待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就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对任何建立一种稳定、有效、享有权威的政府的努力和尝试抱有期望。

即使如此，严复对自由的理念并没有消沉，在《《庄子》评语》中仍有充分表现。

但在如何处理与现实政治态度之间关系时，严复确已失去了应有的平衡。

他所表现的比较偏于保守的政治态度，阻碍了人们对其内在深层所持政治理念的理解。

应该说，严复一生的思想框架大体未变，如他对激进革命的态度，对中国民智的估价，对政治改革的谨慎态度，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只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内容和新形式，严复在将之塞入自己的思想框架时，越来越感觉困难，这在他的晚年尤其如此。

52　重估中西文化

如果说，严复晚年的政治思想还出现了某种矛盾状态的话，其中西文化观则表现出比较清晰的一面。

戊戌维新时期严复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政治上的渐进主义形成强烈对比，他对传统学术及守旧的文化心态曾发出&ldo;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嗖，更蹈作无耻之故辙&rdo;[44]的叫喊，对传统文化消极部分表现出勇猛激烈的批判态度。

即使如此，他也不赞成对旧学的全盘性否定，对崇洋慕新的轻狂和浮躁更为反感。

他批评轻剽者&ldo;乃谓旧者既废弃，何若忽弃一切，以趋于时&rdo;[45]的轻浮。

他认为，对待中西文化应认真&ldo;别择&rdo;，对待传统价值则要区分国粹和国渣。

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国政教和民智、民德、民力其短日彰，不可为讳，然而，&ldo;使深而求之，其中实有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推斫而不可灭者。

&rdo;[46]他引述英国人摩利之言：&ldo;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而存之，&rdo;强调变法不能尽去旧学，而应发掘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合理因素，使之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究竟以什么标准取舍中西文化?严复不同意传统那种认为&ldo;中国为礼义之区，而东西朔南，凡吾王灵所弗届者，举为犬羊夷狄&rdo;的华夷之辨的文化价值观，主张排除陈旧的狭陋观念，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开掘民族文化的潜能作为根本标准。

他说：&ldo;继自今，凡可以愈愚者，将竭力尽气皲手茧足以求之。

惟求之不得，不暇间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

有一道于此，致吾于愚矣，且由愚而得贫弱，虽出于父祖之亲，君师之严，犹将弃之，等而下焉者无论已。

有一道于此，足以愈愚矣，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等而上焉者无论已。

&rdo;[47]不管是中学西学，圣学夷学，都必须看其是否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的素质，对于中国走向富强这一标准进行认真抉择。

为此，严复无论是翻译西方名著，还是探讨中学得失，都对它们进行一番细致、严格的辨认，将其内含的合理因素挖掘出来。

辛亥革命以前，严复对传统学术的选择表现出尊百家而贬儒学的倾向，对&ldo;西学&rdo;的倡导则以自由主义、社会进化论和古典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理论为主。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尽管在理论上仍坚持有条件&ldo;别择&rdo;中西文化，但其具体内容却与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西学方面，严复本来是不遗余力地介绍和宣传西方近代思想，但由于辛亥以来中国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动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动荡，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已经超出了他所能设想的范围，他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已输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思想作一番清理，指出其所带来的某些流弊，正是基于这一动机，严复晚年更多地注重考察西方文化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