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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民国建立以后，形势发展不容乐观。

脆弱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世局的动荡和混乱使严复再次陷入深深的忧愁和烦恼之中，在给一友的信中他如是写道：&ldo;惟是年来心如眢井，有大殷深源咄咄书空之意，向以文字为性命，近则置中西书不观，动辄累月，所谓禽视兽啄，越过目前而已。

&rdo;[37]世局如此，严复的心中蒙上了一层深灰色的阴影。

对社会安定的祈望，压倒了对民主理想的追求。

因此，他对民国初年的党派之争一概厌恶。

而国民党人对袁世凯独裁的抗争，反而促成他反对共和革命。

1913年7月，&ldo;二次革命&rdo;爆发，严复认为，战乱之起，纯由国民党&ldo;不察事势，过尔破坏，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

&rdo;前此他就认为，民国后出现的动乱，根由是&ldo;吾国内君主径入共和，越躐阶级。

&rdo;事变之后，他更确认：&ldo;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rdo;。

[38]这样，严复又重新退回到自己以前的观点，即：一场共和革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民众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观点。

他说：&ldo;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

所以哓哓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

&rdo;[39]自认革命这一成熟的跳跃进化在现实中必然尝到其负面的苦果。

在这种背景下，1914年2月，严复发表《《民约》平议》，系统批判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从理论上对革命和共和政体作了全面的清算。

有了上述思想基础，社会愈是动荡，越是驱迫严复倒向强人政治。

他与人感慨地说：&ldo;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歧乎?&rdo;[40]所以，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紧锣密鼓时，严复虽然认为袁氏&ldo;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rdo;，&ldo;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

&rdo;于理想的立宪君主&ldo;非其选耳&rdo;，却又觉得&ldo;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rdo;[41]对列名&ldo;筹安会&rdo;他不置可否，却拒绝公开参加任何活动和发表任何拥袁言论，这种暖昧态度反映了他当时政治思想上的矛盾心态。

张勋复辟帝制时，千夫所指，严复却赞成这一举动&ldo;是血性男儿忠臣孝子之事&rdo;，&ldo;复辟通电，其历指共和流弊，乃言人人之所欲言&rdo;。

[42]叹惜张&ldo;不得终其志，以成完人，甚可惜也。

&rdo;严复内心对现实的错觉和误解似乎已达顶点。

此后，他从现实的政局变动中多少体会到：复辟帝制，已是穷途末路。

汉族强人，不可能有回天之力，&ldo;至于满人，更不消说。

&rdo;[43]他完全退到一个历史旁观者的立场，面对时代风云变幻不定的社会风潮，严复这位年迈多病的老人，业已完全失去了驾驭时代新思潮的思想能力，他对旧事的感叹，对新风的骚怨，除了表明自己即兴的感喟外，已很难使他再扮演一个历史创造者的角色了。

综上所述，严复在戊戌维新失败以后，其思想发展、变化随着时势的运行，确实发生了某些波动。

大体来说，戊戌维新时期，他迫于民族救亡的危局，曾大力倡导维新，表现了一个启蒙思想家无畏的勇气，是为时代风潮的引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