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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刑法（第5页）

欲救此弊，非把社会阶级彻底铲除不可。

古人不知此义，总想以教化来挽回世风。

教化之力不足，则辅之以刑罚。

所以其用法，完全注重于人的动机。

所以说《春秋》断狱重志（《春秋繁露·精华篇》）。

所以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大学》）此等希望，自然要终成泡影的。

法律乃让步到不问人的动机，但要求其不破坏我所要维持的秩序为止。

其用心如何，都置诸不问。

法律至此，就失其弼教的初意，而只成为维持某种秩序的工具了。

于是发生“说官话”

的现象。

明知其居心不可问，如其行为无可指摘，即亦无如之何。

法律至此，乃自成为反社会之物。

有一事，是后世较古代为进步的。

古代氏族的界限，还未化除。

国家的权力，不能侵入氏族团体之内，有时并不能制止其行动。

（一）氏族员遂全处于其族长权力之下。

此等风气在家族时代，还有存留。

（二）而氏族与氏族间的争斗，亦往往靠实力解决。

《左氏》成公三年，知罃被楚国释放的时候，说“首（罃父），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

。

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华费遂说：“吾有谗子而弗能杀。”

可见在古代，父可专杀其子。

《白虎通义·诛伐篇》却说“父杀其子当诛”

了。

《礼记》的《曲礼》、《檀弓》，均明著君父、兄弟、师长，交游报仇之礼。

《周官》的调人，是专因报仇问题而设立的。

亦不过令有仇者避之他处；审查报仇的合于义与否；禁止报仇不得超过相当限度而已，并不能根绝其事。

报仇的风气，在后世虽相沿甚久，习俗上还视为义举，然在法律上，总是逐步遭遇到禁止的。

这都是后世法律，较之古代进步之处。

但家长或族长，到现在，还略有处置其家人或族众的权力，国家不能加以干涉，使人人都受到保护；而国家禁止私人复仇，而自己又不能真正替人民伸雪冤屈，也还是未尽善之处。

法律是不能一天不用的。

苟非文化大变，引用别一法系的法律，亦决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革。

所以总是相承而渐变。

中国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经》。

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陈群《魏律序》，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

魏文侯在位，据《史记·六国表》，是自周威烈王二年至安王十五年，即民国纪元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至二千二百九十八年，可谓很古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