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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22页）

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

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惶惶无依之象。

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

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

所以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了茅草！

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悲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

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因为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颠倒，然后小人才能得志，使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

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是必定因为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原文】

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

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不可辞之责。

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

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详解】

曾国藩这里所说的严明，主要是就治军而言的，曾国藩作为书生治军，注重军纪严明，这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

因为纪律严明，历来就被认为是治军必不可少的。

曾国藩治军严明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

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

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地记述：“水勇自二十四五日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

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

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

不待初二靖江战败，而后有此一溃也。

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

甚至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

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名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

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

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

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

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

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

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者之列。

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

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部湘勇回长沙，又令在战斗中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