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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23页）

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出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合。

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

，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湘军正因为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

。

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但是，从历史事实看，曾国藩的严明还是分情况的，如对曾国荃的种种贪行他还是睁一眼闭一眼。

为此，他与好友彭玉麟几乎闹翻。

彭、曾二人虽然关系甚笃，几无内外之分，但也时常因事生怨，矛盾不休。

如柳寿田事件，以及彭力劝曾国藩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就是明证。

柳寿田，早年曾任曾国藩的随从，后来转入曾国藩的亲兵营，又转入彭玉麟统率的水师，是曾的心腹耳目。

他深知彭玉麟与曾国荃不和，故常散布有曾无彭的言论。

同治三年秋冬之际，彭玉麟借故将柳寿田割耳撤职，并且不许他离营前往金陵。

曾国藩十分气恼，去信诘责彭玉麟将柳寿田撤职一事，指责其目无长官，越俎代庖。

信中言辞激烈——“故意重责割耳，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

“此等举动，若他人施之阁下，阁下能受之乎？阁下于咸丰十一年冬间及此次皆劝鄙人大义灭亲。

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恨之如此？”

“（你还到处攻讦我）将兵紊乱，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

。

长期以来，由于曾国藩的袒护，曾国荃嚣张跋扈，盛气凌人，所部吉字营更是无恶不作，在天京城中烧杀抢掠。

为此，彭玉麟曾两次力劝曾国藩要大义灭亲，从全局考虑，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

但每每都被曾搪塞之，并由此对彭心生不满。

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因素，如人才难得、形势所迫、亲情牵缠等，治军时要真正做到严明确实是极为困难的事，而曾国藩能做到这一步，也实属不易了。

而在当时的湘军中，真正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当数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

彭玉麟归隐后，因为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

。

常往母亲墓地及查江家庙，布衣青鞋，不设侍从。

补制满，仍不出任官，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

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

清廷下诏彭玉麟再出视师。

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余人，于是江湖肃然。

尤其是他不顾情面劾退了名将黄翼升。

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及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官保来！”

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

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都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劾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

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

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

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告知此事，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之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