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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第17页）

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所以，他告诫儿子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

为什么事小而关系颇大呢？因为，“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钱多则易骄，则易奢，则易淫逸，则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

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买田最易长骄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

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也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

。

那么，自家有了钱有了物，如何办？他认为，须多多积善修德，赈济穷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

（《朱子格言》）。

他捐钱买义田，救济同姓同里的贫穷者，还经常接济穷亲戚。

道光二十四年，他俸银尚不多，却写信给六弟和九弟说：你们的“岳家皆孤儿寡妇，槁饿无策。

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有钱人家，花那么点钱，如流水，如粪土，无所谓，而无钱人家得那么点钱，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

。

所以遇事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曾国藩“仁者爱人”

儒家思想的具体化。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是，曾国藩自己不求财，却对别人尤其是九弟曾国荃掠夺财富的行为加以包庇和纵容，这实在让人费解。

金陵攻破后，湘军在金陵城内，“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数归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

。

曾国荃是这一滔天罪行的魁首。

他于金陵攻陷的当天就进了城，与他同时进城的赵烈文见各军入城后疯狂掠夺，肆意烧杀，一片混乱，“惟恐事中变，劝中丞（指曾国荃）再出镇压。

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

’中丞摇首不答。”

这说明曾国荃是有意纵容的。

第二天，赵烈文拟出四条禁令，中有“止杀”

一条，国荃坚不同意。

至第七天，曾国荃虽然张贴了告示，但诸将均相应不理，“惟知掠夺，绝不奉行”

，曾国荃一律听之。

他本人不仅有部下来“孝敬”

，“获资数千万”

，“悉辇于家”

，而且席卷了太平天国的金库。

这年七月十一日，清廷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是言之有据的。

赵烈文对于曾国荃等人的贪婪是愤愤不平的。

后来，他旁敲侧击对曾国藩说：“沅帅坐左右之人累之耳！

其实子女玉帛，无所取也。

各员弁，自文案员至外差诸人，则人置理簏，有得即开簏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

曾国藩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倒是他的满女曾纪芬说得坦率：“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