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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第4页）

哪有身为作家的人还死死地抱住过去的垃圾大做文章？

可是资产阶级的作家和修正主义者偏偏因为我们没有写苍蝇和垃圾，就诬蔑我们“没有创作自由”

。

其实这正是我们可以引以为骄傲的地方。

我们不写苍蝇和垃圾，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对读者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的作品是战斗的武器和教育的工具。

在新中国和在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一样，作家们享有最大的创作自由。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题材，自由采取表现的形式，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

我们就只缺少一种“自由”

，那就是造谣说谎的“自由”

。

我们的文学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

作家的劳动经常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与重视。

我们作家进行创作的时候，不但不曾受到任何干涉，相反还得到了说不尽的鼓励与帮助。

我们不论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到工地、到山区、到海岛，我们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人们待我们像待亲人一样。

我们并不是生活的旁观者，我们参加了自己所描写的生活。

我们有机会和我们作品的主人公一起工作，一同欢笑，接触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经历激动人心的生动场面，我们用自己的作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给共产主义的萌芽浇一点水，还可以看见它们在读者中间开花结果……这些自由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们所没有的，而且是他们所得不到的。

这才是真正的创作自由。

可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却反而大言不惭地到处夸耀他们的“创作自由”

。

我还记得有一位到过美国的外国女作家在我们面前大吹她的“创作自由”

。

她的所谓“自由”

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也多少了解她那里的情况。

在她的国家和在美国一样，作家的作品不过是掌握在出版公司老板手里的商品罢了。

能够给老板赚钱的就是好作品。

在美国大出版公司的老板们可以用协商分赃的办法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一本书在出版以前就成为一版几十万册的畅销书。

不像在我们这里，书的印数是根据读者的需要来决定的。

无怪乎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诲淫诲盗的小说充斥市场。

用色情的陶醉来腐蚀、戕害年青的心灵；钻牛角尖、讲假话、玩弄文字游戏的作品到处皆是，使读者们彷徨迷路，悲观绝望。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社会主义的创作自由跟资本主义的创作自由的确是不同的，这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的差别！

我从前在旧社会中写小说的时候，并不曾享受过什么创作自由。

我脱离群众，一个人拿起笔关上门写作。

自己说是“孤独奋斗”

，其实“孤独”

，倒是真话，说“奋斗”

就应当打若干折扣。

然而即使是这样，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老爷也不肯放松我。

我不得不常常在作品里使用曲笔转弯抹角地说话，免得给发表我的文章的刊物招来麻烦。

甚至在抗战前一年我在短篇小说《窗下》里写到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就不能用“日本”

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