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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第3页）

我自己呢，我并没有打过防疫针，可以想到有多少病菌钻进了我的身上，而我又把它们带到我的文章里面。

其实我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书本和作者，而且也不能说我没有从那些小说得过一点益处。

我也曾从一些优秀的作品里得到了启发和鼓舞，使我更有勇气追求光明，憎恨黑暗。

我自己还不止一次地讲过，我如果不曾读过那许多小说，那么我1927年3、4月一个人在巴黎有话要说、有感情需要宣泄、有爱憎必须倾吐的时候，我也不会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来。

但是在我自己写的许多小说中就可以找到我从别处传染来的各种各样的病菌。

不用说，还有更多的发霉、发黑的东西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

虽然我并不想把任何病菌或渣滓放进我的作品里面，而且我本人也受不了它们，可是它们自己却钻到我的书里面来了。

我这种说法并非卖弄玄虚，把创作说成神秘。

我有过这样一种体会：作家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生活，因此他无法在作品里装假。

一个作家要不在作品里暴露自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作家常常不由己地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习惯的想法写在小说里面：作家也常常让作品中的人物替自己讲话。

而我们有些封建文人却走得更远，更远：他们把自己写成能文能武、十全十美的主人公，自己在生活中想望过而做不到的事都要在小说里做到。

这种靠写小说过瘾的作家，我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我在这里也只是借用他们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见：作家有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习惯。

我常常在一些作品中看到作者本人，同样，别人也会在我的小说中看到过去的我。

在我那些小说中我不曾给读者指出明确的道路，就因为我自己当时并没有找到这样的出路。

我自己也常常想过，为什么十九世纪欧洲许多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写了那么一大堆病史，而不肯开一张药方呢？为什么他们空有一腔悲愤，看不惯坏人得志，受不了乌烟瘴气，却只能到处散布淡淡的哀愁、无名的烦恼和悲观、绝望的情调呢？原来他们自己就没有找到出路，也不知道治病的药方。

他们白白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却只做了生活的旁观者。

以上这些例子不过说明：我们今天的作家如果不认真地、坚持地改造自己，就很难不把那些错误的、有害的东西带到作品里去。

有人写正面人物总要加一些缺点，可能因为作者自己欣赏有缺点的人；有人把英雄模范写得十分苍白，毫无光彩，可能因为作者心目中的英雄是另一类人。

这些作家并不一定想在作品中暴露自己，然而他们下笔的时候却无法掩藏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

所以道德品质恶劣、思想落后的人，即使有很高的才能，也写不出振奋人心、鼓舞人们前进的作品；要写好新人新事，自己就得热爱新人新事。

作家自己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不可能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人民。

真正热爱我们今天社会的作家绝不会写出诬蔑新社会的小说。

据说居然有人读了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好作品，就认为要提高技巧必须大写阴暗面，他在新社会里找不到阴暗面，就把一些个别的缺点故意放大，甚或索性捏造事实，编写阴暗面。

这种人其实别有用心，挂羊头卖狗肉，甘愿和修正主义者走一条路，因为热爱新社会的人在我们光芒四射的生活里看到的是阳光普照大地的雄伟景象，听到的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

这些找寻阴暗的人存心在作品里说假话，可是他们却想不到会向读者老老实实地暴露了自己的灵魂。

他们也不断地嚷着“写真实”

，也以为自己写了真实。

他们真的写了真实吗？不，他们是用阴暗的眼光看光明的新社会。

难道中国人民三年来震惊世界的持续“大跃进”

不是真实吗？中国工人阶级以共产主义的风格和真正忘我的劳动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祖国的面貌，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队打得落花流水，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李承晚被南朝鲜人民赶下台夹起尾巴偷偷逃走。

日本人民的严正讨伐和英勇斗争打得卖国集团的头子岸信介坐卧不安，不得不辞职滚蛋，吓得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撤走一部分间谍飞机。

艾森豪威尔的强盗面目已经完全揭穿，在世界人民面前大出丑，他一出行就尝到了菲律宾的石头和日本的闭门羹。

再加上台湾海峡的隆隆炮声和冲绳岛十万群众的包围，吓得他垂头丧气，只好厚起脸皮滚回去。

难道这不就是真实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旭日东升；旧制度奄奄一息，新社会光芒万丈，这才是最大的、真正的真实。

要写真实，就得写这个。

几只苍蝇和几堆垃圾，倒用不着先生们多花心思。

要是真有苍蝇飞过，一个“红领巾”

也会马上拿起苍蝇拍把它打死。

至于垃圾，不但昨天的垃圾堆会变成今天美丽的花园，而且连垃圾，连污水、废料现在也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