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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被连续审讯了三天之后，他的心情分外松弛，好像要被送往疗养地一样。

而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不仅黑而且冷。

那是春节前北京最冷的日子。

我是半夜里从被窝里叫起来去接电话的，没想到带上手铐被送到了监狱。

我不像老朱去得明明白白，还来得及对监狱的高墙发出赞叹。

我被人用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蒙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

到现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怕我越狱不成，对我一个小姑娘，他们也太没自信了；或者他们本来想只关我一会儿或者只关我几天，怕我出去后再来找后账吗？殊不知我认路的本领几乎相当于弱智。

黑暗和油腻味儿影响了我的思维，没有任何支点使我得以展开思想。

我肯定没有老朱那样老道，居然还敢说进监狱是松弛一下；也没有老朱那样天真，还敢把监狱和疗养院放在一起来联想。

害怕是一定的，但又无从怕起，既不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又不知道抓起来以后会把你怎么办。

当怕很抽象的时候，那怕就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的怕还能说是怕吗？也许只能说是因为紧张而出现了思维空白。

大约是在被抓前半年，有人通风给我说“你被盯上了”

，这话也让我害怕过，但我不知道“盯上了”

的后果是带手铐进监狱，我能想象的是曾经见过的听说过的事，比如写检查、办学习班。

如果我知道后果是坐牢，会不会就逃跑？虽然跑是跑不掉的；或者会不会就去自首？那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是可以兑现的。

我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墨绿”

，那天我只披了一件棉外衣，没穿棉袄也没穿毛衣，拖着鞋还没穿袜子，更糟糕的是，那天我正需要大量卫生纸。

我是凌晨进去的，刚到号里没几分钟就提审，一审就到了快天亮。

回到号里时我的脚冻得几乎麻木，铁门一关我坐在木板床上，正想用那条单薄的囚被把脚包上，身后响起的说话声吓了我一跳，“快躺下！”

后来我才知道，在牢房里，只要睡觉的铃声一响就得迅速地躺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站着，坐着也不行。

刚躺下，门就又响，这次进来的是“墨绿”

，她把我带到筒道尽头的三角屋，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案子而来，然后给了我一双新袜子，还有许多卫生纸，搜身时她在场，她知道这两样东西是我的当务之急。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

面对吼叫你可能逆反，因为逆反而显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连哭都不敢。

但是，你听不得用关切的语气说的哪怕一句毫无内容的话，经受不起用目光传递过来的同情或惋惜。

从一开始，“墨绿”

对我就与其他队长不同。

她值班时，会在放茅时最后一个开我们号的门，让我们负责冲洗厕所。

这其中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地上一次厕所，还可以用肥皂洗洗脸和毛巾。

有时候她会在饭后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去逛一圈儿还可以锻炼身体。

在筒道里停留时间长了会得到好多新闻，比如队长们聊天时某人说她最喜欢吃什么，证实了谁已经是有一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的母亲。

拖地带回号里所有的新闻都有价值，就像当零食吃一样，能够嚼上好几天。

偶尔会碰上一个刚提审回来的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