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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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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干什么违反监规的事情，都是等这样的队长刚查完号，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来才干，所以这样的队长总是能得到我们比较宽容的评价。

有的却总是鬼鬼祟祟、蹑手蹑脚地一点儿声音都不出，帘子只掀起一个小角，露出的是半只眼睛，我们发现她时她基本是马上放下帘子，但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她是不是已经走了。

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她曾经来过，遇到我们正想干点儿什么，比如烤窝头片、做棉背心等诸如此类的事，就得小心翼翼地等着，这时候女犯人的嘴也就不会留什么情了。

七十年代大家都穿布鞋，女队长们穿布鞋上班并没什么损失。

现在的队长如果因为这种职业要求而放弃穿皮鞋，因为不能穿皮鞋而放弃穿某种款式的衣服，那她们可是太冤了。

这个洞的功能是警方用来监视犯人的，但无聊得没有边际的犯人却是无孔不入的。

放茅、开饭不都是关了一扇门再开一扇门吗？开门关门不是能煽起一点儿风吗？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隙观察筒道里的犯人。

哪个号少了一个人，哪个号换了一个人，哪个号只有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

我从那儿看到了那个让我忘不掉的女孩儿，知道了苏联人莉达离开我们号后并没有出去，还看到了我的同案犯郑红丹。

红丹是一凡家的常客，我曾在一凡家见过她，据一凡说她是个恶作剧式的人物。

我曾经在一篇写赵一凡的文章里提到，为了说服一个固执的女孩儿，一凡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女孩儿当面把信扔进火炉，一凡又写第二次，她把信撕得粉碎，一凡便写第三次第四次……这个固执的女孩儿就是红丹。

一凡之所以容忍红丹是因为她的姐姐郑晓丹。

晓丹是遇罗克《出身论》一文的忠实保卫者，她和她的家人曾把《出身论》砌入火坑里，埋进泥土里，塞进墙壁里，但最终没逃过被十八次抄家的洗劫，最后由晓丹的弟弟从存放抄家物资的仓库里又偷了出来。

遇罗克被捕后，晓丹受遇罗克精神的感召，回到学校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写大字报公开为《出身论》辩护，向中央文革挑战，在遇罗克被捕半年之后被迫害致死。

晓丹生前曾经热恋过一凡，对于她的死，一凡痛惜万分后悔万分，所以特别善待红丹。

在筒道里见到红丹使我异常吃惊，我虽以“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

的罪名被抓进监狱，但我本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存在，更不知道这个组织都有哪些成员，红丹在筒道里出现，使我对自己的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直到我和一凡出狱几年之后我们才大致明白，我和一凡被牵进去正是由于红丹的男朋友，所谓“第四国际”

，不过是他轻狂的夸夸其谈。

红丹的父亲郑新潮是一九三七年奔赴延安的老干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为特务，列入枪杀名单，纠偏时幸免于难。

抗战胜利后，他辗转到了东北牡丹江创办军马场，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前方输送了上万匹军马。

一九五○年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他时赞扬他，熟悉生物学、物种学，为军马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一九五七年——又是一九五七年！

这真是一个躲不过去的年份——他因不同意取消军马场而被划为右派，被赶回老家邢台，儿女们因此饱受被歧视之苦流离之苦。

晓丹因此而对《出身论》有强烈共鸣，也因此而亡命黄泉。

红丹出狱后回到了邢台，恢复高考后在当地上了大学，学了英文，又当了教师。

后来听说她考了研究生，再后来听说她到了美国，这期间我们居然没有再见过面。

一九八九年我和丁东、徐友渔合编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美国一家电台打来越洋电话采访我，交谈中才知道采访我的记者的丈夫是红丹的同班同学，通过她我和红丹才有了联系。

次年她回国探亲，我们相约在复兴门肯德基店见面。

自我从牢门上的洞里最后一次看见她的一九七六年算起，这中间已经相隔了二十多年。

在这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我们都经历了许多预想不到的事情，如今我们共同的朋友一凡已经离我们而去，时间、空间和心里的距离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两年同案遭难、同监坐牢的共同点，本来打算见面要从她那里澄清的事情我已经没有心情再谈。

这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没有哪一种经历是不可以逾越的，没有哪一种体验是不可以磨灭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境遇的变化而改变，并修改着你对所谓客观的记忆，你会随时为自己的变化而找出合理的解释，原谅自己纵容自己以至浑然不觉。

小时候我父亲的终生好友陈伯伯对我说过一句话我始终记在心里，他说：舌头是坏东西，因为它不长骨头。

那么头脑呢？心灵呢？人将依傍什么支撑自己的精神？精神对人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本来我觉得自己已经曾经沧海身经百战，但这种时候我常常又会吃惊和苦恼于自己的迷惑和茫然。

监狱中的日常生活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