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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甘肃（第8页）

诸葛瑾启告孙权后，遂“遣乔来西”

（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而诸葛乔一到西蜀，诸葛亮即以之为己嫡子，并易其字曰“伯松”

。

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又拜为驸马都尉，随诸葛亮北伐至汉中。

诸葛亮使其督五六百兵，与诸将子弟一起传运粮草于谷中。

为此，诸葛亮还曾写信与其兄诸葛瑾说：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

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此即“一出祁山”

之时也。

然而不幸的是，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便卒于军中，年仅25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以致人们连他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从诸葛乔在东吴时即已取字“仲慎”

，至蜀后又易字“伯松”

，并拜为驸马都尉，随即参加北伐的情况来看，诸葛乔入嗣时当已过了“弱冠”

（即20岁）之年，应算是一位成年人了。

再加上他与蜀中诸将领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时常奔走于山谷之中，所以，无论出于社交应酬（即所谓“合礼致情”

），抑或是健身的需要（即所谓“适体归性”

），饮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

这便是诸葛亮为何要在《又诫子书》中专谈饮酒的缘起了。

我们知道，出于对传统酒文化的重视，诸葛亮并不主张禁酒。

相反，他还将酒宴之设当作一种“合礼致情，适体归性”

的礼仪活动，并希望能借此来交流感情，调节人际关系。

但他坚决反对狂饮烂醉，更不能容忍因酒误事。

诸葛亮对酒文化的这种见解，即从今天看来，也很有可取之处。

大约其时蜀中的官场上，饮酒之风还是很盛的。

所以诸葛亮的这番告诫，既是出于对嗣子的爱护，同时也是有感于蜀中诸将子弟的饮酒之风而发的。

诸葛亮自然熟读过《尚书》，而《尚书·酒诰》中所记周公关于饮酒的一番谈话，他也会牢记心头的。

周公认为殷商之亡与朝野上下的饮酒关系极大，而周朝建立后即从中吸取教训。

这与刘备入主西蜀后的情况也有几分相似。

诸葛亮当然不愿意看到蜀国的官员们像当年的“殷顽”

那样沉迷于酒，以致不能自拔，于是，出于对巩固西蜀政权的考虑，他便向刚入蜀不久的嗣子谈了自己对饮酒的见解，并试图通过诸葛乔去影响当时的“高干子弟”

们。

应该说，这才是诸葛亮写作《又诫子书》的更为深远的用意。

《又诫子书》既然是诸葛亮写给入蜀之后的诸葛乔的，则其写作时间便可定在蜀建兴五年，至迟不得晚于建兴六年。

建兴六年即公元228年，其时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才刚刚两岁（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其时诸葛亮47岁），而此时的诸葛亮正忙于北伐，自然不会去为年仅两岁的儿子写《又诫子书》的。

可见，《又诫子书》的写作时间实应在《诫子书》之前，而两者的名称也应当互换才是。

大约在陈寿所编的《诸葛亮集》散失之后，后人虽得其佚文，然对其写作的背景及文章的先后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内容之重要程度，聊为标题区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