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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第19页）

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

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

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

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

夫之僻处穷山，其学不传。

黄宗羲之学，是偏于史的。

其后浙西一隅，史学独盛（其最著的，如万斯大、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等）。

献廷的书不传。

又他所研究的学问（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见全祖望《鲒琦亭集·刘继庄传》），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问，相去得太远了。

颜元是专讲实行的，凡是书本上的功夫，他一概不认为学。

主张研究兵农，身习六艺。

这一派学问，在当时的环境中，也不甚适于发达（因为专制的时代，不容人民出来做事。

中国社会是静的，也不欢迎出来做事的人）。

所以到后来，专讲做实事的颜元一派消灭了，讲一种特别的学问的刘献廷一派也不传。

因为当时的思想，带有一种复古的趋势之故（见第十三章第一节），于后世的事情，无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并其力于考古之一途。

于是史学等也不甚发达，而清朝人的学问，遂集中于经。

继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书疏证》，以攻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的阎若璩，著《易图明辨》，以攻宋以后盛行的河洛图书的胡渭等（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八节）。

这一派人的学问，是“博采的古人的成说，求其可信者而从之”

，不一定薄宋而爱汉，可称为“汉宋兼采派”

。

第二期的人物，可分皖吴两派。

皖派起于戴震，其后最著的，为段玉裁、王怀祖、王引之。

王氏之后，为最近的俞樾、孙诒让。

吴派则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世相继。

其后著名的，如余萧客、江声、江藩、王鸣盛、钱大昕、汪中等。

这一派的特色，在于专标汉儒，以与宋儒相对待。

原来研究学问，有两种法子：其一是胪列了许多证据，以主观判断其真伪。

其二是不以主观下判断，而先审查这证据的孰为可信。

譬如东门失火，咱们人在西门；听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个不同。

拣其最近情理的一种信他，是前一种法子（这是汉宋兼采派）。

且不管他所说的话，谁近情，谁不近情，先去审查各个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条件，以为去取的标准，是后一种法子（这是纯正的汉学。

若绝不问人，单是坐在屋子里，凭虚揣度，便变成宋学了）。

把这两种法子比较起来，当然后一种更为谨严，所以循进化的公例，第一期的汉宋兼采派，当然要进为第二期的纯粹汉学派。

这一期可称为清代学术的中坚。

前此亡逸的经说，都在这一期中辑出。

汉人的传注，有不明白的，在这一期中，都做成了新疏（除《左氏》、《小戴记》外，《十三经》清儒都有新疏）。

清朝人的学问，经学而外，最发达的是小学，在这一期中，也焕然大明。

讲考据最切要的功夫，使古学复明最紧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辑佚，到这一期而其法大备。

又推治经之功，以旁及诸子，且及于史，真能使古学灿然复明。

近人以清朝的汉学，比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一期当然是清代学术的中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