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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宋金元的兴亡（第13页）

康熙五十二年，诏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一以五十年册籍为准。

雍正年间，遂将丁银摊入地粮。

于是乾隆初，停五年编审之制，民数凭保甲造册（保甲之法：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有长。

每户发给印单，令其将姓名职业人数，都一一书写明白）。

每年十一月，随谷数奏报（八旗户口，三年一编审。

由将军、都统、副都统饬属造册送部）。

田税亦分夏税，秋粮。

当编审未停以前，州县亦有黄册和鱼鳞册，用一条鞭法征收。

编审停后，就只剩一种鱼鳞册了。

清朝征税之制，又有一种“串票”

。

写明每亩应征之数，交给纳户，以为征收的凭据。

其法起于顺治十年。

初用两联，官民各执其一。

因为奸胥以查对为名，向纳户收回，以致纳户失掉凭据，就可上下其手。

康熙二十八年，改为三联。

官民与收税的人，各执其一。

编审停后，造串票仅据鱼鳞册。

因为丁赋业经摊入地粮，征收只认着田，所以无甚弊病。

又历代赋税，都是征收实物（明初所征收的名目还很多。

见《明史》卷七十八）。

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始令折征金花银，从此遂以银为常赋了（清朝漕粮省分，有本色折色之分。

折色征银，本色征米。

无漕粮处，一概征银）。

这也是税法上的一个大变迁。

其理由都在币制上，可参看第七节。

又明朝的时候，浙西地方，田赋独重。

其原因起于宋朝南渡之后，豪强之家，多占膏腴的田，收租极重。

其后变作官田遂以私租为官税（参看第三篇第十章第五节）。

有元一代，这种弊窦，迄未革除。

张士诚据浙西时，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等处。

明太祖攻张氏时，苏州城守颇坚。

太祖大怒，尽借浙西富民之田，即以私租为税额。

而司农卿杨宪，又以为浙西地味膏腴，加其税两倍。

于是一亩之赋，有收至两三石的（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

邱濬《大学衍义补》说：江南之赋，当天下十分之九；浙东西当江南十分之九；苏、松、常、嘉、湖，又当两浙十分之九。

负担的不平均，可谓达于极点了。

从建文以后，累次减少（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所减尤多）。

然浙西之赋，毕竟仍比他处为重。

以与张士诚一个人反对，而流毒及于江南全体的人民，这种政治，真是无从索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