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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第7页）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

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一九六二年初，我调到北京京剧团当编剧，一直到现在。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六十八岁，写作时间不可谓不长。

但我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一阵一阵的，因此数量很少。

过了六十岁，就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

，我觉得很不习惯。

第一，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第二，我没有觉得我已经老了。

近两年逐渐习惯了。

有什么办法呢，岁数不饶人。

杜甫诗：“座下人渐多。”

现在每有宴会，我常被请到上席，我已经出了几本书，有点影响。

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有点矫情了。

我算什么样的作家呢？

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

，甚至很不好懂。

这些作品都已散失。

有人说翻翻旧报刊，是可以找到的，劝我搜集起来出一本书。

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

我近年的作品渐趋平实。

在北京市作协讨论我的作品的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

，这大体上可以说是我现在的文学主张。

我并不排斥现代主义。

每逢有人诋毁青年作家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时，我常会为他们辩护。

我现在有时也偶尔还写一点很难说是纯正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比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在通体看来是客观叙述的小说中有时还夹带一点意识流片段，不过评论家不易察觉。

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实并不那么老实。

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我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

和传统文化脱节，我以为是开国以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的一个缺陷——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断裂”

，这说得严重了一点。

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

我在昆明教中学时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

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趣的，主要是其文章，至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

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

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

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他让在座的四位学生谈谈自己的志愿，最后问到曾晳（点）：

“点，尔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