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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 由文入理难（第2页）

“也许是目标不同，一个探索可能行为主，一个探索规定性为主。

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来自于对过去事物的解释来预测未来，一个靠实验难来探寻规律以指导实践。

所以，可能性结论远远大于规定性结论，大量不确定的可能性结论冲淡了结论的正确率，导致人们越来越不相信它的价值了。”

我这种解释连自己也说服不了，但至少好过于不解释吧。

也许，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跟我刚才的思路差不多。

“还有一种可能，社会科学的主要手段是思想，主要表现是文字。

所以，入门的门槛很低，导致，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行业并发表出水平很低的成果，导致败坏了此类学术的声誉。”

她笑到：“甚至文盲，也会得出看似有理的社会学结论，其实，这是不专业的现象，门槛过低，成果过滥，学风就衰败了。”

我觉得也有些道理，接着说到：“在全民出结论的氛围下，真知灼见被众口烁金所淹没，三人成虎反而成了真相了。”

“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门槛是很高的，要用数学工具演算，要用大量实验验证，要归纳分析数据，要得出不仅逻辑可靠而且事实事行的结论，所以低水平成果很难混入。”

她感叹到。

“其实，真正的社会科学也是有很高要求的。

比如历史学，大量的历史事实的掌握、分析和考证，涉及众多学科，不太好出成果的。

比如社会学，大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也需要很高水平的组织，大量的人员工，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梁漱冥先生，在山东搞的乡村实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才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季羡林先生，通晓多种几近失传的文字，才给自己对古印度史的研究、对梵文经典的梳理、对《中国糖史》的写，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些学术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这样的专家、这样的研究是越来越少见了。

我们更多的看到是这些东西：标题党故惊人之语、带路党以屁股决定脑袋、权威党以力量决定对错、口号党以激情代替思考。

这些都是反智的表现，此学风至此败坏了。”

她所说的，也是我长期反思的。

在这个社会，人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但不是人多，真理就偏向哪一边。

但人人都喜欢跟风，反而缺乏“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

风气了。

由文入理难，我深有体会。

刚学周易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思想，念念就过去了，但董先生教我算命时，我才知道其中有数学运算有逻辑判断，朱先生教我望诊窍诀、四时练功时，我才知道其中有大量的实践探索和实证论据，当我遇到两位高手的指点时，加上自己不断在预测实践中的总结后，才有对单一判断的70%的准确率，要想提高，非常困难了。

这不是因为想象力的缺乏，也不是因为文字理解力的缺乏，就是研究的范围不够，学习的基础不实造成的。

我一个文科生，要研究易理，太难了。

以孔子的聪明，也只能做到五十而知易，可见，我这样学下去，五十岁根本做不到知易了。

古贤所说“知易行难”

与“知难行易”

是两个境界。

我处于“知易行难”

阶段，这个阶段的知是了解，是略知，所以在实践中到处碰壁，处处艰难。

当到了真知，透彻把握，就进入“知难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