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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赏析（第3页）

就文学遗产而言，西方最发达的部类是再现型的戏剧小说，中国最发达的部类是表现型的古典诗词。

美学家朱光潜、李泽厚等，不约而同地告诫文学青年，对西方文学要读它的戏剧小说，对中国文学要读古典诗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将鉴赏与研究作了截然的划分：

原来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绝深绝崭的鸿沟隔着。

鉴赏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这首诗好，说那部小说是劣下的，说这句话说得如何的漂亮，说那一个字用得如何的新奇与恰当；也许第二个鉴赏者要整个地驳翻了他也难说。

研究者却不能随随便便的说话；他要先经过严密的考察和研究，才能下一个定论，才能有一个意见。

譬如有人说，《西游记》是丘处机做的，他便去找去考，终于找出关于丘处机的《西游记》乃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并不是叙说三藏取经，大圣闹天宫的《西游记》。

那么这部《西游记》是谁做的呢？于是他便再进一步，在某书某书中找出许多旁证，证明这部《西游记》乃是吴承恩做的，于是再进一步，而研究吴承恩的时代，生平与他的思想及著作。

于是乃下一个定论道：“今本《西游记》是某时的一个吴承恩做的。”

这个定论便成了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

这便是研究！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

此文所谓“研究”

，实是狭义的一种，即考据，并不包含文学批评。

作为文学研究，考据的目的在于提供准确可信的资料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

而由考据到批评，鉴赏实为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这其间并不存在“绝深绝崭的鸿沟”

。

为什么“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

（鲁迅《诗歌之敌》）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并不能鉴赏，而用了对待科学的方法对待诗歌，等同于“一个植物学家”

、“一个地质学家”

、“把文学当作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的研究的资料”

（均见郑振铎文）。

鉴赏力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一种功力，缺乏这种功力，甚而致有“文盲”

之讥。

“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

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作文盲。”

“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他的考订。

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

圣佩韦在《月曜论文新编》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

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

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钱锺书《释文盲》）

那么，欣赏或鉴赏何以能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中间环节呢，根本一点在于，欣赏或鉴赏虽然带有很强的情感的因素，在这方面它近于创作；同时也并未排除知解和评判的成分，这一方面又近于批评。

那么，考据、欣赏、批评三者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为了省词，这里先引用行家的话：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

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

欣赏之前要有了解。

了解是欣赏的准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

……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