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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中国今日，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尤重于智育。

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道，&ldo;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灭。

故此等法物，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昌言破坏。

&rdo;今日与其画虎类犬，&ldo;不如一切守其旧者&rdo;。

&ldo;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

……事群必不可以不忠。

……而为人子者，必不可以不孝。

……而男女匹合之别，必不可以不严。

&rdo;[31]从对传统伦理观的批判到对孔孟&ldo;礼教&rdo;的认同，从要求伦理进化与历史进步统一到倡扬传统道德，严复思想另一面的透现，不能简单归结为向传统的复归，而是更深层的回复。

故此，严复晚年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时也较原来偏执的态度有了相对全面而成熟的认识。

严复思想的上述变化，已使他与那些与时俱进的激进民主革命人士产生了隔阂，也使他对清廷的&ldo;预备立宪&rdo;不感兴趣。

他说：&ldo;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迅速，要在当可。

&rdo;[32]对革命持比较消极的态度。

&ldo;法制必不可徇名而不求其实&rdo;，&ldo;夫时未至而变之，固危;时已至而不知变，又未始不危也。

&rdo;[33]认定清廷的&ldo;新政&rdo;和立宪均无济于事，不能挽救其覆灭的结局。

既然是如此的心态，严复当时确实是一无可为。

1907年以后，严复虽然还敷衍清廷，挂一些虚衔，做一些装点门面的事，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几乎从论坛上消失。

这种选择反映了当时他那心灰意冷的孤寂心境。

1910年，严复在给朋友汪康年的一封信中不无悲叹地说：

&ldo;复从昔年以反对抵制美货之议，大为群矢之的，自兹厥后，知悠悠者不可以口舌事，无所发言，为日盖久。

不幸去秋又为资政院议员，以三四事被政府党之目，汹汹者殆欲得而甘心焉。

一哄之谈，其不容立异同，为言论自由如此;此邦之人尚可与为正论笃言也那?今岁秋间，必书辞职，盖年老气衰，不能复入是非之场。

[34]

辛亥革命的爆发，将十余年间反清革命的洪流推向高潮，也在严复已趋平静的心海里掀起了波涛。

对于这场社会巨变，他从满怀希望，继而犹豫失望，再而厌倦否定，终而选择支持建立一个带有新权威主义意味的政府。

这一心态的变化自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外在环境的逼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武昌起义后，严复洞悉清廷颓势和&ldo;民心大抵归革军&rdo;的事实，对建立民国曾一度怀抱希冀，&ldo;灯影回疏棂，见声过檐隙。

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

&rdo;[35]就形象地表达了他自己这时期期望与焦虑的心境。

1911年12月，根据其日记的记载，严复在袁世凯出山组阁后，也开始活跃起来。

12月2日&ldo;往谒袁内阁，得晤。

&rdo;12月9日赴汉口，12月12日，&ldo;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

&rdo;12月17日到沪。

[36]严复南下之行的内情，不得其详，但在一个非常时期，他出京奔赴革命党人起义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

在促成南北议和、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等事项上，严复是否有一臂之力，这是值得考证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