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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就是鸡鸭就是鸭我三下农村的故事（第4页）

。

1、3、5三个数加起来是9，酒的谐音；“腰儿细”

是花生的外壳的形状，两头粗中间细，细处为“腰”

。

按照当时农村的生活标准，吃花生，喝小酒，是花不了那么些钱的。

我反复向他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的政策，抓住他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及时追问，使他不能自圆其说。

有几次，我们事先找几个熟悉王会计的人来预演，估计他会怎样辩解，做到心中有数，打有准备之仗。

最后查实王会计贪污400多元，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

我们把握政策，既没逼供，也没夸大战果，直到“四清”

结束，王会计也无法翻案。

我又次感到必须实事求是，也就是“鸡就是鸡，鸭就是鸭，不要把鸭说成鸡，也不要把鸡说成鸭”

。

当时很强调政治学习。

每天晚上八点钟，我们把各家户主召集在一起，靠墙上挂的马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政策。

一般是我或李家骅，念毛选或报纸给大家听。

会场非常安静，我以为他们在认真听，但仔细一看，多数人已经进入梦乡；即使被叫醒，几分钟后又合上眼睛。

农民劳累了一天，按理说天黑就该睡觉了。

这样的政治学习，实在流于形式，没有什么效果。

从南方到北方，我碰到了很多新问题。

首先是语言不通。

我的四川话，在北京团中央机关时还勉强凑和，但在东北农村，则根本行不通。

李家骅是东北人、说地道的东北话，社员有啥事只找他，把我“晾”

在一边。

我被迫“放开”

说“四川普通话”

。

语调虽然有所改进，但词汇跟不上。

东北人叫公鸡，四川叫公鸡也叫鸡公，有一次开会我说“鸡公”

，全场哄堂大笑。

会后，一些小孩儿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嚷“鸡公”

“鸡公”

。

我也努力学着说上几句东北的土话，如“寻思”

“埋汰”

“不赶趟”

“砢碜”

“嗯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