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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由的日子忆重庆六一大逮捕（第6页）

大家都笑了，但这是短暂的。

不知谁提出：他们夜晚叫人走，怎样才能分辨出是转移还是释放？有人说：“我看，叫你走时，要不要你带毯子。”

言外之意，不叫带毯子可能是被释放，相反则是转移。

天一黑，大家都在等十轮卡车的怪声。

十轮卡车终于来了。

几个宪兵先到我们屋子叫人。

第二个叫我的名字：“李致，走！”

“带不带毯子？”

我问。

宪兵回答：“把毯子带上嘛。”

我被带上十轮卡车，车架盖上很厚的油布。

车上还有人，但什么都看不见。

我估计可能知道我在成都参加学生运动的情况了，会有更麻烦的事。

到了一个地方，我被叫下车，带着毛毯。

还下来一人，是汪文风。

十轮卡车载着别的难友，开向别的地方。

我们两人被带进楼上礼堂，里面有不少长椅子。

宪兵说：“你们就在椅子上睡吧！”

还说明天早上有人审讯我们。

当时，我毕竟年轻，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倒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6月5日，我们在礼堂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人来审讯。

不知葫芦里装了什么药，无聊之至。

中午，一个宪兵来叫我的名字，说：“你没事了，门口有人接你。”

我走到大门，我四爸巴金的好朋友、原华西协和高中校长吴先忧在那儿等我。

我叫了一声：“吴伯伯！”

他笑了一笑，说：“以后要小心，你自己搭公共汽车回民国路去吧。

你大姐正担心哩！”

我告别吴伯伯，乘公共汽车回到文化生活出版社。

大姐见到我，自然很高兴。

原来我被捕当天，王竹即来向她讲了情况。

王竹和大姐告诉我，“六一”

以后，重庆市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校师生）严厉谴责市政府，开展了各种抗议和声援活动。

大姐多方设法营救我，包括找吴伯伯。

吴伯伯正筹办重庆南林学院，与重庆上层人物有一定接触。

他是一个教育家，信仰无政府主义，曾多次保护和营救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这是我学生时代所遭遇的一段曲折，它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坚定了要推翻黑暗统治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