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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由的日子忆重庆六一大逮捕（第5页）

有位难友问卫兵，卫兵说：“可能是案情重，要转移地方。”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少校军官，到屋子来找大家谈话。

他自己介绍姓刁，是刁科长。

他带一个小板凳，做出很随和的样子。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闹一下不是英雄。

年纪大了还要闹，就是狗熊！”

他用这两句话开头，然后说他年轻的时候也“闹”

过，还到共产党的地区去过，说得口吐白沫，“但是，到了那儿才知道，一点不好，还得回来。

我劝你们——”

似乎没有人听他讲话。

有几个新闻记者把他当成“活宝”

，弄得他很尴尬。

一位被诬“自认不讳”

的难友，趁此责问他：“报纸上说我们‘自认不讳’，我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承认扰乱社会治安？”

“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来劝大家的！”

此人自讨没趣，只得找个借口溜了。

这一天大概在发动“政治攻势”

。

下午，一个少将军官来“视察”

，前呼后拥，官气十足。

他转了一圈以后，大声武气地斥责看守的官兵：“怎么把大家关起来？不要这样嘛！

让大家出来散散步，透透气嘛。”

谁都知道他在演戏，不过，看守官兵不得不让大家出来“自由活动”

，也有人互相串门。

我发现作家方然也关在这儿，离我那间房子很近。

那军官刚走，他们又把大家关进屋，不许出入。

他们演了一天戏。

到半夜又听见十轮卡车的怪声。

谢立璟被转移了。

我若有所失，感到孤独。

第四天，大家有些沉闷。

可能都在考虑自己的前景。

邓托夫天生比较乐观，一有机会总要和难友们闲聊几句：

“怎样取名字，事关重大。

我叫托夫，人家说像苏联人的名字。

我曾经想改名叫陀佛，但又怕发生宗教战争，脱不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