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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三哥（第3页）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

，我被隔离审查。

我和三哥的寝室相连，又一起在仅有一桌的中灶吃饭。

他被迫与我划清界限，不来往不说话，但从他的目光中却看得出他的同情和不平。

国庆节三嫂来探亲，她不避嫌疑，带着我的女儿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玩，还照了相，令我和妻子终生难忘。

“胡风问题”

是个冤案，不过那时的审查与“文革”

有所不同，我能正确对待。

审查结束，我没问题，三哥由衷感到高兴。

1956年，政治上稍微宽松一点，每到假日，我们两家一起到冠生园吃早点，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玩。

在动物园，我背着女儿，三哥背着儿子，不停地唱我编的顺口溜：“当爸爸真辛苦，背起娃娃看老虎。”

以后我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第四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途中又在苏联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

那一年多时间，生活比较愉快。

可惜好景不长，“反右”

后我调到成都工作不久，重庆有三位敢于为民说话的同志（即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被打成“反党集团”

。

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三哥和几位有正义感的同志，用“几个半勇敢分子”

的名义，直接向毛主席反映困难时期四川的情况。

这本是党员的正当权利，但因党内生活不正常，终被追查出来，认为三哥与“反党集团”

一个鼻孔出气，受了批判，还被调动工作，降职使用。

四

“文革”

期间，我在北京工作，三哥仍在重庆。

我们两人都是“当权派”

，加上我被国民党逮捕过，与胡风案有牵连，三哥则参加过远征军，与“反党集团”

一个鼻孔出气，两人异地受审。

有一段时间造反派打内战，放松了对我的监管，我与来北京避难的重庆朋友商量把三哥救出来，但未成功。

在被关进“牛棚”

后，我每天都要暗暗呼唤一些亲人，其中就有三哥。

我的呼唤，既是对自己的安慰，也是对他们的关切。

三哥，你现在怎么样了？以后逐渐知道，三哥被造反派长期关押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受尽折磨，肺病复发，而他在地下室里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写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

当一派群众组织把三哥“抢”

出来，准备把他作为革命干部搞“三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