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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三哥（第2页）

的脚步声。

他用木桶打好水，强迫我去洗澡——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卫生。

吃过早饭，必须到他寝室做数学题。

“教授”

是“破晓社”

成员屈丁（重庆大学学生），三哥是“助教”

。

每当我做错题，三哥丝毫不讲情面，凶得很，甚至骂我，以至于与他同寝室的朋友批评他“不像学教育的”

。

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候，那就是每当我们从重庆大学补习回来，归途中除了聊天，还要唱歌。

三哥的嗓子有点“沙”

，他最爱唱：

1981年，三哥（前左）到成都草堂疗养院看望陈先泽（前右）和李致

当兵好，当兵好，

当兵出力把国保。

我明知他所唱的“兵”

是抗日战士，却故意和他开玩笑，接着就唱：

我们当了兵，

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啊，

我们就没有份儿？

1947年“六一”

大逮捕，我被国民党特务抓走。

三哥一早发现我不在了，万分着急，赶忙跑进城找我姐姐，设法营救。

后又送来一本中英词典，要我背单词。

我被释放回到学校，他看见我时激动得满眼泪花。

三

我们分别了两年多。

新中国成立初才又在重庆相遇，并同在共青团系统工作。

那时候，三哥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十分积极，亲自下厂蹲点，对干部要求很严。

干部汇报工作，要有情况、有分析、有意见，否则过不了他这一关。

同时他又平等待人，关心干部，经常为有困难的干部争取生活补助。

除了自己部门的工作，三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全局，团市委领导为此经常称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