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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第10页）

中的患难之交，从他那儿能听到一些耀邦同志的消息。

我曾经希望戴云劝劝耀邦同志，有些事少管、少表态。

戴云不赞成我的意见，他说：“这也不管，那也不表态，胡耀邦就不是胡耀邦了！”

我放弃了自己的建议，从心底愿意耀邦同志永远保持他的本色。

六

粉碎“四人帮”

以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组部和中宣部工作。

他组织和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讨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人所皆知的事。

我当时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出版社的同志解放思想，采取“立足本省，面向全国”

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些好书。

我知道耀邦同志喜欢读书，不时选寄几本给他。

不久得到他的秘书梁金泉同志给我写的回信：

你两次给耀邦同志寄的书都收到了。

耀邦同志让我给你写一封信，向你表示感谢。

如来京办事，欢迎来家说话。

既然欢迎“来家说话”

，以后我到北京总想去看望耀邦同志。

017有时约戴云一起去，有时单独去。

不过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去又怕打扰他。

好在如果他有空，他就把我当成“送货上门”

的调查研究对象。

问工农业生产情况，了解某个人表现，征询某些问题的意见。

既接见了我，又不浪费时间。

他的问题，有的我能够回答，有的无法回答（如工农业生产情况），因此我也不敢多去看他，怕“考不及格”

。

有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他问到老团干部廖伯康的情况。

我说：“政策没有完全落实，但他工作的干劲一直很大。”

“这就好嘛！”

耀邦同志赞许地说，“干部就是要干，不好好干算什么干部？”

接着又问我，“你认为现在干部中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仅按自己平常的感觉回答：“前一段主要在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出来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

但有些干部出来工作以后，想自己的问题（如职务、住房、子女安排等）过多，缺少干劲和奉献精神。”

“你说得对，有这个问题！”

耀邦同志说。

另一次，我和戴云、丁磐石（原《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一起去看耀邦同志。

那时他已到中组部工作，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