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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第9页）

当我提到耀邦同志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时，引起了他的回忆。

他眼里闪着光辉，不断用手摸着自己的头，兴奋地说：

“那时刚解放，很多人没有工作，土匪闹得很凶，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待不长。

怎么办？当时我就在行署所在地南充，大修房子，修百货大楼，修新华书店，既稳定了人心，又解决了部分失业问题。”

耀邦同志身处逆境，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我们深受鼓舞。

不过当时“文化大革命”

还在进行，大形势没有变，耀邦同志的期望难以完全实现。

“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耀邦的精神的确很可贵！”

这是我们跨出耀邦同志家门后的对话。

我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工作问题。

估计军代表不会让我留在北京工作，能争取回四川最好。

何况调我到北京工作时，我就向省委组织部表示将来在共青团工作“毕业”

后，要回四川。

有一次去胡克实同志家，遇见他在晋绥工作时的老战友苗前明同志（原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已出来工作。

我一说出自己的愿望，苗前明同志立即表示支持。

这样，我给军代表写了报告，较快地得到批准。

1973年6月，我从干校回到北京，并到耀邦同志家里去向他告别。

“您过去说，要把在共青团工作当成‘大学’来读。

我在共青团工作了十七年，的确受到了很多教育。”

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

“像朝气蓬勃，努力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联系群众……都是在共青团工作中学到的。”

耀邦同志说：“这都是我们党的好传统。”

这次谈话只有我们两人。

耀邦同志主动对我说：“经过林彪事件，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党内的路线斗争很复杂，要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

没有认识清楚之前，可以思考，暂不表态。

千万不要头脑发热、随风倒，更不能盲目地吹喇叭、抬轿子。”

“中央文革”

曾指责团中央“修透了”

，但我和许多同志并不这样看。

我把耀邦同志这一次谈话当成在我共青团“大学”

毕业“典礼”

上校长的讲话。

我调回四川以后，没有机会和耀邦同志联系。

我为他复出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感到高兴，又为他再一次被打倒感到难受。

担任过耀邦同志秘书的戴云同志，当时在四机部工作，多次出差成都。

我与他是“牛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