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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第9页）

四爸1942年回成都时，我刚满十二岁，也和四爸睡在一起。

当时正是四爸创作最旺盛的时候。

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

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了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我很想安慰四爸，可惜说不出什么有力的话。

我告诉四爸，无论怎么批他，他并没有被遗忘。

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常悄悄问我有关他的情况，为他的遭遇鸣不平。

当时，我不敢提这些同志的姓名。

其中有曾德林（后为中宣部副部长）、萧泽宽（后为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

我还空洞地讲了一些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这类的话，其实我自己早不相信什么“中央文革”

和其控制的“革命群众”

了。

临走前一天下午，我和四爸在二楼的走道上谈话，我讲了准备要求调回成都的想法。

想到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我终于冒出一句心里话：“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

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

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四爸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表示反对。

这次和四爸会面，我不敢深谈。

但我目睹了四爸的现状：第一身体健康，第二精神没垮。

这就是希望！

我在上海只待了三天，第四天一早就得离开。

我不想在离开时惊动四爸，但他和九姑妈几乎和我同时起床。

不凑巧，天下雨，而且下得不小。

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穿上，我们又一次紧紧握着手，互道：“保重！”

“保重！”

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它特殊的含义和感情。

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四爸，但我岂敢不按时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的“五七”

干校？我只得双手提起行李，毅然离开家门，快步赶到公共汽车站。

我满脸流着水，是雨水，也是泪水。

1995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