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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记文革中去上海看望巴金（第8页）

我只在小林卧室的玻璃板下看见一张照片：萧珊妈妈躺在床上，全身盖着白布单；四爸站在旁边，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哭泣。

我突然觉得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单独和四爸在一起的时候，我便告诉四爸，这次来上海是为了看望他。

我知道眼病情况和治疗方法，到医院不过是拿一个挂号证。

四爸原以为我“没有历史问题”

，“不会受到多大的冲击”

。

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早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难道不是“假党员”

？1947年我在重庆被捕过，正好抓“叛徒”

。

我上中学时与所谓“胡风反革命分子”

有过接触，曾在文章中引用过胡风的一句话，起码算一个“小爬虫”

。

加上我不“认罪”

，又“拒不揭发”

，态度“恶劣”

。

不过，终于查不到他们想抓的问题。

在1969年底“解放”

——我们连队最后一个“解放”

的当权派。

今后怎么办？不知道。

好在身体不错，算个壮劳力，我不怕用自己的劳力维持生活。

四爸的“问题”

没有结论，因萧珊妈妈去世，回家听候审查。

四爸是我们国家唯一不领工资的专业作家，他的存款全被冻结。

一个月只许他取三百元，一百四十五元作房租，五十元供养萧珊妈妈的父亲，剩下一百零五元一家四口人用。

我问他够不够用，他泰然地说：“没有什么！

我的生活很简单。

我告诉过九姑妈，必要时我可以只吃面包。

早年我在法国就是这样。”

当年四爸在法国，物质生活非常贫困。

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四爸一贯如此。

当他知道我曾两次回成都探亲时，便询问我母亲和几个姐姐、姐夫的情况。

我也主动告诉他我知道的一些亲友的遭遇。

他知道李宗林（成都市市长）被迫害致死时，显得很难过。

李宗林是他的朋友。

有两个晚上，我和四爸睡在一张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