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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10页）

我1947年6月1日在重庆被捕（当时我已是党员），也是他亲自把我保释出来的。

令人高兴的是，近几年理论界对无政府主义已经开始有较客观的评论。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一些评论家指责巴金的作品没有给读者指路。

他们认为巴金只是揭露了旧社会的腐朽，但青年人离开封建家庭以后干什么，巴金没有指明出路。

政治家以施政纲领指路，文学家以作品净化读者心灵。

就是政治家指路，有指对的，也有指错的。

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

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改革家，对于具体怎样改革开放，采取科学的态度：主张“摸着石头过河”

。

政治伟人尚且如此，怎么能苛求一位作家来指路呢？何况这根本不是作家的任务。

如果谈到巴金著作的影响，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很多知识分子是受巴金小说《家》的影响，投身革命的。

这个情况，毛泽东在1945年去重庆和谈时对巴老说过。

事实证明：巴老的作品是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80年代，巴金提倡讲真话。

有些理论家指责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真话的确不等于真理，这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

讲真话是针对讲假话而言的，不能因为真话不等于真理而反对讲真话。

难道主张讲假话？如果一定要把真话与真理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只有讲真话的人才可能追求到真理，讲假话的人永远与真理绝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难看清谁是谁非了。

巴老和他的两个哥哥

这里所说巴老的两个哥哥，是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1986年4月2日，巴老与我有过一次谈话，其中有两处很动感情。

他说：“我感到痛苦的是，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很好。

他们两人都是因为没有钱死掉的。

后来我有钱，也没有用。”

“……他们都不愿意死，结果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钱。

……所以我也不愿过什么好生活。

他们如果有点钱，可以活下去，不至于死掉，但是偏偏我活下来……”

其间，巴老两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

去年，《中华读书报》记者祝晓风问我，他们三兄弟之间感情为什么这样深？我认为除深厚的手足之情外，还因为他们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

正如巴老所说：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

大哥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

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

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

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

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还说，“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

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