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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7页）

……一句话，日记不另出单行本。”

我立即给巴老去信表示尊重他的决定，并把巴老的决定转告给出版界的那位朋友。

1956年12月，巴金回成都重游正通顺街旧居

五是不愿浪费国家钱财，不赞成重建故居。

巴老的故居在成都市正通顺街，是巴老的祖父购置的。

最兴旺的时候，四世同堂。

巴老诞生在这里。

除幼年随父亲在广元县住过两年多之外，一直生活在这里。

巴老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去南京。

随着大家庭的崩溃，故居被变卖了，几易其主。

原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曾表示要把它保留下来，但他在“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

故居经过“文革”

，成了一个文艺团体的宿舍，原有房屋荡然无存。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国外友人和港台同胞来成都，希望看看巴老的故居。

有时专为此找到我。

我解释说故居已经不存在了，但他们坚持要去看一看，在故居原址拍照。

有的还对故居没有保留下来表示遗憾。

1985年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老的故居。

张秀熟、任白戈、沙汀、艾芜、马识途等老同志积极支持。

经省委同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

可是巴老一直不赞成，多次对我讲：“不要恢复故居。

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虽然存在各种实际困难，故居的筹备工作一直没有进展，但巴老仍然很不放心。

1986年10月3日，巴老去杭州休息之前写信给我：“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

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指园林局搞慧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

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

这就够了。

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久，我又接到巴老21日的信。

他说：“我耳病未愈，无法跟你通电话，否则就用不着写信了；写信在我是件苦事。

但不写信又怎么办？你知道我的想法吗？我准备写封长信谈谈我对‘故居’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不赞成花国家的钱重建故居），以为在杭州可以写成。

想不到十一天中一字也未写，因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

回到上海更没有办法。

现在把第五卷的《后记》寄给你，你不妨多想想我那句话的意思：‘我必须用最后的言行证明我不是盗名欺世的骗子。

’”

30日，巴老又在给我的信上说：“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