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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6页）

在讲假话成风的年代，巴老主张大家讲真话。

讲真话的主张，受到广大读者和作家的欢迎，但也受到若干指责。

巴老对这些指责十分坦然。

在我们的交谈中，巴老表示他不害怕长官点名。

他说：“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下，那算什么作家？”

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主张不写“文革”

，巴老写信给这位高官，说自己是这个主张的受害者（因为受这个主张的影响，巴老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一篇涉及“文革”

的文章被删节）。

1987年4月29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对我来说，我按计划写完《随想录》，而且出齐两种版本，想说的话都说了，该满意了吧！

可是想到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温顺的人民，我又得不到安宁。

对，人怎么能只考虑自己呢？不管怎样，我提出来：大家要讲真话，为了这个，子孙后代一定会宽容地看待我的。

我只能尽力而为。”

1988年冬，他又写信说：“……（我）又老又病，活下去总有些痛苦，但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感情，我始终放不下这笔。”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力作，被称为“说真话的书”

。

图为该书几种版本的封面

四是巴老不做盗名欺世的骗子。

巴老不止一次表示他要用行动来证明和补写他所写的、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

七八十年代，巴老在四川出书，不收稿费。

1981年，出版社拟用巴老的稿费设立巴金编辑奖，巴老就不赞成，只同意用来帮助青年作者。

1994年，四川省作家协会拟设立“巴金文学奖”

。

巴老来信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文学工作者，写了六十多年，并无多大成就……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

我一向不赞成用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巴老还反对出他的日记单行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巴金全集》时，拟编两卷巴金的日记。

巴老委托我替他校看原稿。

四川出版界一位朋友知道这个情况后，建议由四川出版日记的单行本。

1991年冬我去上海，向巴老转达了这位朋友的请求。

巴老有些犹豫，我说：“《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巴老勉强同意了。

我回成都不久，接到巴老的信。

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

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

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你刚来信说你尊重我的人品，那么你就不该鼓励我出版日记，这日记只是我的备忘录，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

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

对读者我也有责任。

我出一本书总有我的想法。

为什么要出日记的单行本？我答应你，也只是为了不使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