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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14页）

巴老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

……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

“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

他们三兄弟为什么都喜欢这首歌？前面已经讲到，五四运动像春雷把三兄弟唤醒。

他们贪婪地阅读新书报，吸取新思想。

不同的是大哥重在妥协，巴老重在反抗。

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都有曲折和痛苦。

大哥和巴老在上海分别后，曾谈到彼此的心情。

大哥在信上对巴老说：“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

，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

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

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

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

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

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巴老参与改天换地，难见成效（他作品的影响是另一回事）。

他们三兄弟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唱片《小宝贝》，无论作为心中最珍贵的人，还是孤寂中的精神寄托，或作为所寻求的信念“对人类的爱”

，引起他们的共鸣。

这是我的分析，是否正确，得请专家评论。

巴老的三哥是一个有理想、开朗乐观的人，喜爱音乐，会滑冰，能与学生打成一片。

从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

他深受学生爱戴，20世纪50年代曾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的邢方群、作家黄裳、戏剧家黄宗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

李尧林利用寒假，单独为方群补英语课，教他练习发音。

黄宗江说李尧林教他们读《快乐王子》给他的启示，不下于曾经使他“感动并行动的宗教的宣讲、政治的宣言”

。

今年发表的申泮文院士的文章，称李尧林为南开名师中的佼佼者，学生崇拜的偶像。

他选教的英译杜甫《赠卫八处士》诗，深受学生喜爱，几乎成了他们的班歌。

五十年后聚会时大家还一起凑全诗的译文。

1929年，大哥去上海。

巴老和大哥曾邀李尧林来上海，但因没有解决路费，失去这次团聚的机会。

1931年，大哥自杀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

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他却因贫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仅四十二岁。

作家李健吾当年在《挽三哥》一文中，一开始就说“世界上少了一位君子人”

。

巴老前后写了两篇怀念三哥的文章，其中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