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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巴金（第12页）

……30年代，巴老写过一篇《做大哥的人》，记叙了大哥的一生。

巴老说：“我不能不痛切地感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1956年，巴老在《谈〈家〉》一文中提到他大哥，又说：“他是我一生爱得最多的人。”

巴老小说《家》的大哥高觉新，以大哥为模特儿，大家都熟悉这个人物，我不多说。

不同的是：高觉新没有自杀。

我理解巴老的心：他要给读者以希望，不忍心觉新在他笔下死去。

我过去不完全理解父亲。

我虽然知道他是好人，但不满他扔下母亲和五个子女。

我为此还和巴老辩论。

巴老给我看了我父亲给他的仅存的四封信，才接触到父亲的心灵，尽管我仍不赞成他自杀。

他不是不热爱和留恋生活，更不是回避矛盾抛弃亲人。

他阅读《新青年》杂志，喜欢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爱听美国唱片

SonnyBoy

。

家庭破产，父亲觉得对不起全家，企图自杀，正因他舍不得家人，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掉。

最后一封遗书中写道：“算了吧，如果活下去，才是骗人呢。

……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随便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

因为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

（这是我以后读到的）。

自杀前二十多天，父亲借自己的生日，请了全家人（包括佣人）看戏，以示惜别。

父亲自杀当夜，他几次来看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

第二天早上，全家乱成一团。

我和二姐、三姐、四姐年幼尚小不懂事，唯大姐痛苦不已。

她拼命地喊爹爹，多次用手扳开父亲的眼睛，希望把父亲叫醒，但这时已“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了。

1931年《激流》总序在《时报》发布

巴老的三哥李尧林比巴老只大一岁多。

两人从小住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在外国语专科学校读书，一起外出求学，直到尧林上大学才分手。

巴老称三哥是“世界上最关心他的一个人”

。

他俩离开四川以后，与大哥保持密切联系。

巴老曾说：“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

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

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

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

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

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

以后巴老去法国，途中写的《旅途通讯》，先寄给三哥，由三哥寄给大哥，多年后才正式出版。

巴老和三哥离家后，大哥给他们写了一百多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