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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目谈起兼致范用兄（第2页）

……在这种形势下，我几次去上海与巴老商量：一、推迟出书时间；二、用“存目”

的方法出书，即抽掉三篇文章，在目录上保留题目，注明“存目”

二字。

1987年4月14日，巴老来信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好保持沉默，沉默对我养病有好处。

因此《近作》暂时不出也好。

对所谓《巴金传》我也是这样的看法。

我现在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不是个人的名义。”

以后，巴老认为，不要因为两三篇文章，影响到其他大量文章不能与读者见面，原则上决定采用“存目”

的办法。

1989年8月26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一开始就说：“我同意用‘存目’的办法，反正你是责任编辑

。

我不会让你为难。”

在编书的过程中，我认为原拟抽掉的三篇文章中的两篇文章，可能不会让别人抓住辫子，只决定把《“文革”

博物馆》一篇“存目”

。

因为在这篇文章里，巴老不赞成前几年的“清除精神污染”

。

为此，我委托去北京参加会议的张仲炎

，代我请示时任中宣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

仲炎回成都后告诉我：“敬之同志说完全相信李致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这样，巴老从粉碎“四人帮”

到1990年的全部著作（包括《随想录》在内），以《讲真话的书》为名，终于出版了。

《讲真话的书》及《随想录》单行本

1990年12月25日，巴老在给我的信中说：“书三十二册收到，你们辛苦了，印刷装帧都还过得去，我相当满意。

感到遗憾的是漏掉了几篇文章（如译文选集小序等），和用‘存目’的办法删去了一篇‘随想’。

特别是后者，这一办法本身就是一篇‘随想’。

读者会明白这个意思。

这次寄来的是精装本。

三十二册已经够了。

一定还有平装本，也寄点来吧。

在四川恐怕这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存目”

的办法，我是从巴老那里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