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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跋（第3页）

前些年中药研究有生脉饮针剂，丹参注射液等，应该是开创了中药制剂革新的先河，但是类似这样的中药制剂还太少，方剂制剂就更少，制剂思想的革新更无从谈起。

煎药后的成分变化，与注射液的成分之间是否一致？与口服相比，注射液还缺少一个脾胃吸收、转化过程，这二者之间的微妙之处该如何协调，这些仍然是中药、方剂制剂的一个需要重视的议题。

第三是大处方。

从整个中医处方的历史来看，大处方多出现在丸药组方上，汤药中并不多见。

其主要原因是“汤”

者“荡”

也，也就是要求作用相对专一，药力相对集中，以解决主要矛盾为主，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解决次要矛盾。

另外汤药用水煎，中药分量太大，不好煎，放多了水，病人喝不完，放少了水，一些药物成分没有煎出。

《伤寒论》中药量较大，但药味较少，煎水较多，但分多次服用，且有效则止后服，一剂要当几剂用，可见也和当今大处方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使用大处方的医生比比皆是，一方面是因为某些医生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中药在种植、炮制等各个环节上，都有可能造成有效成分的损失或意外成分的加入。

我们还不要小瞧道地药材的作用，不同地区，土壤、耕种方法不一样，即使造成药材成分有一点点相差，尤其是微量元素的差别，都会影响疗效，使治疗离经叛道。

这都需要重新认识，而这个认识过程在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完成的。

所以，光靠大处方，是解决不了中药治疗效果退化这个难题的。

那样不但增加了病人的负担，疗效也不一定能够提高。

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药效之间的关系，恐怕不是单靠中医界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内经》在成书的过程中，是和当时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紧密关联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社会科学相对比较成熟，而自然科学相对比较简朴，所以形成了中医学的重要特点——哲学、社会学思想引入、使用比较多，因此有较明显的模糊概念，也相对比较抽象。

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甚至藏象学说等，都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性东西。

其中的变化，就更是需要细心体会和理解，知识面不广，阅历不深的学者，往往在学习使用中，会出现一定困难。

因此，这也使中医医生的成长受到一定的制约。

古人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之说，这并不是失意落魄后的感言，也绝不是酸葡萄心理，而是说明当一位好的医生和当国之宰相一样，需要丰富的知识、宽阔的胸怀、灵活应变的能力。

上工还需要胆大心细、行方智圆，才能将中医知识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所以古人又说，良相每朝都有，而良医数代难求，继承尚属不易，何谈发展？另外，中医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相当成熟，体系十分完整而相对比较封闭。

失去了阴阳五行学说，中医理论就很难自圆其说；离开了辨证论治，治疗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此情况不胜枚举，很难否定过去、否定自己。

新的知识、内容虽然可以通过取类比象而予以运用，却很难作实质性渗入。

因此与现代新兴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尚有一定困难，为此需要作出更大努力。

这样中医就不能像西医一样尽快引进新思维、新成果以为己用，而多是简单地将热门学科中的某些新概念在中医内寻找旧出处，容易进入踌躇满志的状态，反而减缓了中医前进步伐。

但是中医发展的历史证明，中医是完全可以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知识、新成果相结合的，关键问题一是寻找结合点，或曰突破点；二是蓄积力量，或曰长期积累，从而能够厚积薄发，脱颖而出。

可见中医发展既有人力资源上的难题，也有自身体系上的原因，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实现凤凰涅槃，有如郭沫若先生之诗曰：“凤啄香木，一星星的火点迸飞。

凰扇火星，一缕缕的香烟上腾。

凤又啄，凰又扇，山上的香烟弥散，山上的火光弥满”

，需要我们长期奋力去啄、去扇，历经一个艰辛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而后获得重生。

彭荣琛于北京花红楼

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