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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3页）

我说：&lso;这点身段还能把您难住？&rso;老爷子瞪了我一眼说：&lso;你懂什么？这是一首诗。

坐在里场椅，无缘无故我出不去，不出去怎么安身段？现在就是想个主意出去，这一关过了，身段好办。

&rso;老爷子吃完饭，该沏茶的时候了，掀开盖碗，里面有一点茶根，就站起来顺手一泼，我看他端着盖碗愣了愣神，就笑着说：&lso;啧！

对啦，有了！

&rso;原来他老人家已经想出点子来啦，就是项羽把酒一泼，趁势出来。

&rdo;　　过了几天笤帚胡同打电话来叫我去一趟，我晚上就去了。

一见面杨先生就说：&ldo;回头咱们站站地方。

&rdo;我说：&ldo;大叔您安了身段啦？&rdo;杨先生说：&ldo;其实就是想个法儿出里场椅，不能硬山搁檩地出去，是不是？&rdo;我说：&ldo;您有身段，我也得有点陪衬哪。

&rdo;杨先生说：&ldo;你念大王请，〔三枪〕，喝酒；我喝完酒把酒杯往桌上顿一下，念&lso;咳&rso;跟着我就站起来把酒一泼，杯子往后一扔，趁势出了位，你随着一惊，也就站起来啦。

我念&lso;想俺项羽呵&rso;，唱&lso;力拔山兮……&rso;咱们俩人来个&lso;四门斗&rso;不就行了吗？&rdo;当时我们来了几遍，&ldo;力拔山兮&rdo;，他在&ldo;大边&rdo;里首按剑举拳，我到&ldo;小边&rdo;台口亮相；&ldo;气盖世&rdo;，他上步到&ldo;大边&rdo;台口拉山膀亮相，我到&ldo;小边&rdo;里首亮高相；&ldo;时不利兮，骓不逝&rdo;，双边门，&ldo;骓不逝兮&rdo;，各在自己的一边勒马；&ldo;可奈何&rdo;二人同时向外摊手；&ldo;虞兮虞兮&rdo;他抓住我的手腕。

我说：&ldo;咱们就先这样来，唱完了再研究。

&rdo;　　过了几天我们白天在吉祥园演出，又贴《霸王别姬》，场子比上次又有减少，大约从韩信坐帐到项羽乌江自刎共有十四五场，打得还是不少。

杨先生也觉得打得太多，反而落到一般武戏的旧套，这出戏的打应该是功架大方，点到为止，摆摆像，所以也逐渐减了不少。

这出戏在北京每年义务戏总要演几次，最后是1936年的秋天我从上海回来，又合演了三次，到这个时期已减到十二场，解放后减到八场。

　　我心目中的谭鑫培、杨小楼二位大师，是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

虽然我是旦行，他们是生行，可是我从他们二位身上学到的东西最多最重要。

在我心目中谭鑫培、杨小楼的艺术境界，我自己没有恰当的话来说，我借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面的话，我觉得更恰当些。

他说：&ldo;顾恺之之迹，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在笔先，画尽意在。

&rdo;谭、杨二位的戏确实到了这个份儿。

我认为谭、杨的表演显示着中国戏曲表演体系。

谭鑫培、杨小楼的名字就代表着中国戏曲。

　　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爱国的志士。

在芦沟桥炮声未响之前，北京、天津虽然尚未沦陷，可是冀东二十四县已经是日本军阀所组织的汉奸政权，近在咫尺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

1936年的春天，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兴办盛大的堂会，到北京约角。

当时我在上海，不在北京，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

当时约角的人以为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谁知竟碰了钉子，约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银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价银都可以，但终于没答应。

1936年，我回北京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曾谈到，我说：&ldo;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

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

&rdo;杨先生说：&ldo;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

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七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

&rdo;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他从此就不再演出了，1938年（戊寅年正月十六日）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可称一代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