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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第6页）

商鞅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王道仁政的“滥仁”

传统在战国之世尚有强大影响力。

此前此后的变法所以不彻底，根基原因之一，便是不能破除国有二法与种种法外施恩之弊端。

顾及这一背景，对商鞅这一思想的价值性便会有客观性的认知。

五则，“刑无等级”

的公平执法理念。

商鞅确立的执法理念有两则最重要：一则，举国一法，法外无刑，此所谓“壹刑”

原则；再则，执法不依功劳善举而赦免，此为“明刑”

原则。

《赏刑》篇对这两个原则论述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罪死不赦。

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故曰：明刑之犹，至于无刑也！”

也就是说，卿相大夫忠臣孝子行善立功者，统统与民众一体对待，依法论罪，绝不开赦。

相比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的旧制传统，庶民孰选，岂不明哉！

六则，“使民明知而用之”

的普法思想。

商鞅行法的历史特点之一，便是法律公行天下，一力反对法律神秘主义。

为此，商鞅确立了两大原则：其一，法典语言要民众能解，反对晦涩难懂；其二，建立“法官”

制度，各级官府设立专门解答法律的“法官”

。

对于第一原则，《定分》论云：“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智）之所难也。

……故，知（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智）；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

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知（智）遍能知之……行法令，明白易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

这段话若翻译成当代语言，堪称一篇极其精辟的确立法律语言原则的最好教材。

商鞅使“法令明白”

的目的，在于使民众懂得法律，从而能“避祸就福以自治”

。

这一番苦心，不是爱民么？

对于第二原则，《定分》论云：“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法律）……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

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

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其中，商鞅还详细论说了法官的工作方式、考核方式。

其中对法官不作为或错解法令的处罚之法颇具意味：法官不知道或错解哪一条法律，便以这条法律所涉及的刑罚处罚法官。

此等严谨细致的行法措施，不包含爱民之心么？此后两千余年哪个时代做到了如此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