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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法治状况之历史分析（第5页）

不是使民由强悍而软弱，而是弱化其野蛮不法方面，而使其进境于文明强悍也。

就其实质而言，“去强弱民”

思想，是商鞅在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实现战时法治的必然原则，是通过法治手段引导国民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必然途径，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

三则，“使法必行”

的司法原则。

商鞅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国家之乱，在于有法不依。

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如何，既取决于法律是否完备，更取决于法律是否能得到真正的执行。

某种意义上，司法状况比立法状况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

《画策》云：“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

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请注意，商鞅在这里有一则极为深刻的法哲学理念——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这句话翻译过来，几乎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思辨：任何国家都有法律，但是，任何健全的法律体系中，都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保障法律必然执行的法律。

这一思想的基础逻辑是：社会是由活体的个人构成的，社会不是机器，不会因法制完备而百分之百地自动运转，其现实往往是打折扣式的运转。

这一思想的延伸结论是：正因为法律不会无折扣地自动运转，所以需要强调执法，甚至需要强调严厉执法。

体现于人事，就是要大力任用敢于善于执法的人才，从而保证法律最大限度地达到立法目标。

也正因为如此，秦法对官员“不作为”

的惩罚最重，而对执法过程中的过失或罪责则具体而论处。

显然，商鞅将“使法必行”

看作法治存在的根基所在。

否则，国皆有法而依旧生乱。

此后两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包括韩非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将司法的重要说得如此透彻。

理解了这一点，便理解了秦任“行法之士”

的历史原因。

四则，反对“滥仁”

的司法原则。

商鞅执法，一力反对超越法令的“法外施恩”

。

《赏刑》云：“（法定），圣人不必加，凡主不必废。

（依法）杀人不为暴，（依法）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

……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

法外不施恩的原则，在王道理念依然是传统的战国时代，是冷酷而深彻的，也是很难为常人所能理解的。

“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

的肃杀凛冽，与商鞅的“法以爱民”

适成两极平衡，必须将两极联结分析，才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全貌。

这一思想蕴藏的根基理念是法治的公平正义，是对依法作为的根基维护。

对如此思想，若非具有深刻领悟能力的政治家，是本能地畏惧的。

这一司法原则，其所以在秦国扎下了坚实的根基，最根本原因便是它的公平性——对权贵阶层同样的执法原则，同样的执法力度。

从这一原则出发，秦法还确立了不许为君王贺寿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