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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章（第14页）

是不是杨乃武确知何春芳有此阴谋，只以事无佐证，只能隐约其词？如今认真追究，能问出一点什么来，说不定案中有案，别成天地，那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相。

杨乃武是深谙刑名律例的，知道这一问的分量，如果答得不好，很容易别生枝节，等追根究底问清楚，已耽误了好大一段工夫，不但对自己非常不利，也加重了案内无辜人证的讼累，于心何安？

因此，他决定作一个有力的澄清，伏身先磕个头，用请罪的语气说：“请堂上老爷宽恕乃武情非得已。

《会典》载明，非有原来并未问到的情节，不能上控。

乃武沉冤压抑，无由上达，不得不捏造这一段情节，不能耸动听闻。

八月二十四葛品莲打妻子，是何原因，乃武并不知道；所谓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一节，既非耳闻，亦非目见，全出于乃武的饰词。”

这一回答，颇出问官的意外，也加深了对杨乃武供词的怀疑，“你的花样很多！”

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又这么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

你今天的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

若是以后再问，口供与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

“是，是！

乃武不敢。”

于是，等发下口供单，杨乃武伏地细读，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随即画押——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暗藏“屈打成招”

四字的花押。

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

本来传唤的是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

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加深咎戾。

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

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对他不利，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招来更大的麻烦。

当然，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是有原因的——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经常到仓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

，叫得非常亲热。

这样的情分，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

“大小姐，”

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老二有病不能进京，不要紧，我去。”

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

但事先难以出口，而等人家说了出来，她却又有顾虑：第一，上了年纪的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倘或中途得病，又没有亲人照应，实在可忧。

第二，此案上通于天，一旦平反，连巡抚都会处分，所以浙江的官场，颇为紧张；而爱仁堂的人证，关系全案出入，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阻拦不住，下手暗算，钱姚氏的性命不保，亦非意外。

想来想去，不能不劝劝，“干娘，说实话，你老人家肯出面，我家乃武的一条命，就是一半保住了。

不过，千里迢迢，实在放心不下。

我看，”

她很吃力地说，“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

“要去！

我自己愿意去的。”

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我无病无痛，身子健旺得很，路上辛苦还吃得起。

再说，我也趁此去逛一逛，活到六十五岁，总算京城里也到过，死也死得过了。

何况，我不去，官司不能了。

大小姐，你不要拦我，只等我走了，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

“那当然。”

杨大姐想一想答道，“既然干娘这么说，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

杨大姐说到做到，从余杭到杭州，一路打点，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候补县丞“侯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