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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第187页）

一句话来比较，可以看出，边宝泉这一奏，显然已受到朝廷的重视了。

因此，翁同龢特意命浙江司检齐原案，花了两天的工夫，细心研究，看出好几处毛病，一一用笺条签出。

其中最说不过去的是：第一，京控提到余杭县令之子如何如何，至少该有本人的一份“亲供”

自辩。

而仅据差役一句话，“本官之子，早经回籍”

而轻轻放过，于理不合。

其次，葛品莲之死，据说死于砒霜，买砒霜的是杨乃武，卖砒霜的是钱宝生；而杨乃武前后两次所供，买砒霜的日期不同，一说八月初三，一说八月初二，究竟是在哪一天？何以不提钱宝生到案对质？

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托他的换帖弟兄步军统领荣禄抄了杨詹氏京控的原呈来看，又特意拜访夏同善与朱智长谈，相当深入地了解了案情，方始指示秋审处总办余撰，拟定奏稿，主张逐层指驳，发交胡瑞澜再审。

谁知刑部尚书桑春荣不以为然。

争辩了好几天，由于另一位侍郎绍祺与浙江司、秋审处的司官，都支持“指驳再审”

的主张，桑春荣亦就只好让步了。

复奏一上立即裁可，由朱智秉笔，发了一道明发上谕，措辞更为严峻，说的是：“前因浙江学政胡瑞澜奏，复讯民妇葛毕氏因奸毒毙本夫葛品莲分别定拟一折，当交刑部速议具奏；旋据给事中边宝泉奏，案情未协，请提交刑部办理，亦经谕令该部详讯研求。

兹据该部奏抄，察核此案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甚多，请饬再行严讯等语。

命案重情，亟须核实研讯，以成信谳；着胡瑞澜按照刑部所指各节，提集犯证，将复讯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逐一研究明确，毋枉毋纵，总期情真罪当，一切持平，不得稍涉含糊，意图迁就；并将详细供词，声叙明晰，定拟具奏。”

另外由刑部咨复浙江巡抚，详细指出“原题情节与现供歧异”

之处，计“情节互异者一，可拟者二，疏漏者一”

。

部文虽不公开，但亦无保守秘密的必要。

许多关心本案的浙江京官，都托人在刑部秋审处抄来原咨，竞相传观，无不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一吐胸中的积郁。

消息传到浙江，自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

最兴奋的是杨家，而最觉凄惨的是刘锡彤。

刑部指驳歧异之处，关系最重的是两点，一是指他的儿子刘海升既然牵涉在案内，何以不传讯，不递亲供？这一点还不要紧，因为刘海升早就死了。

刘海升是死于海难。

其时招商局成立不久，浙江的漕米，改由海运，即归招商局派轮承办。

漕船向例可以附搭乘客，倘或与押运漕米的委员有点关系，且可免费。

刘海升为了杨乃武一案“避风头”

，决计北归回盐山原籍。

这年二月里搭上运漕的福星轮，由吴淞口出海，直放天津。

二月十七起碇，船到佘山海面，忽然起雾。

福星轮当即一面改慢车，一面“放气筒”

，且鸣且行，走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快到黑水洋时，为怡和洋行的澳顺轮拦腰猛撞，船舱进水，不过三分钟的工夫即告沉没。

全船乘客及海员共计一百二十人，被救的不到一半。

海运委员蒯光烈及刘海升都在遇难之列。

人死可以不论，死无对证的事，总比较容易搪塞。

但另一点，为何不传爱仁堂店东钱宝生到案对质，却是全案关键所在。

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是全案关系最重之处，但犯人既已承认下毒，自不能请求传证；问案的人明知有传询的必要，只是意存偏袒，尽可装糊涂。

如今刑部指驳，上谕督责，就非得传证不可了。

这一到堂上，钱宝生如果和盘托出，当初如何在威胁利诱之下，作了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