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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第186页）

这一案是不是维持原判，能不能维持原判，对杨昌濬的前程关系甚大；边葆诚虽是同年，但官职不相统属，想照应他亦是力不从心。

杨昌濬希望边葆诚如何处理此案，将来作何酬庸，以及边葆诚是不是听命而行，对杨昌濬有何企求，最好让他们直接去谈，自己不必居间参与，免得将来有一方不如所愿，埋怨到他头上。

反正自己这种“悉听尊便”

的态度，已足以使杨昌濬见情了。

但不知是为了遮人耳目，还是另有缘故，边葆诚不曾见着杨昌濬。

倒是臬司蒯贺荪对他很客气，连日设宴款待，一谈总是两三个时辰。

流火铄金的天气，边葆诚借杭州府大堂开审，左面是嘉兴知县罗子森，右面是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名为“四堂会审”

，其实只是边葆诚一个人问话。

杨乃武与小白菜都翻了供，但杨乃武说了一句不聪明的假话，道是葛品莲暴毙之前的八月二十四那天，是差役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因而责打妻子。

边葆诚抓住他这句假话，在征得胡瑞澜、蒯贺荪的同意以后，施展辣手，昼夜不分地轮流盘问，只为有了一句假话，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真话也是假话了。

这有个名目，叫作“熬审”

，只对谋反大逆、江洋大盗等强悍的罪犯才用的手段，而竟施之于文弱书生与一个女流，而且还动用了大刑，杨乃武的两条大腿，虽未打断，已成残废。

不但夹了杨乃武，还夹了他的妻子，为的是杨詹氏两次京控，被认定是个必须严惩的刁悍泼妇。

胡瑞澜的复奏，是十月初到京的。

由于慈禧太后的万寿之期已近，凡是凶杀案之类的不祥刑案，不宜上奏；因而一直到十月十五，方始由军机处奏请裁决。

这天正好召见师傅，一个是翁同龢，署理的刑部侍郎；一个是夏同善，早就接到了杭州的来信，尽知胡瑞澜、边葆诚枉法的实情。

所以当慈禧太后问到此案，两人异口同声地答说，此案不宜根据胡瑞澜的复奏定谳。

因此，十月十六日特颁一道上谕：“前因给事中王书瑞奏，浙江余杭县民妇葛毕氏毒毙本夫葛品莲，诬攀已革举人杨乃武，因奸同谋，问官回护瞻徇，请派大员查办。

当派胡瑞澜提讯，兹据该侍郎声称：‘反复讯究此案，实属杨乃武因奸起意，伙葛毕氏将伊夫葛品莲毒毙，供证佥同，案无遁饰，按律定拟。

’并声明‘此案原拟罪名，查校并无出入’等语。

着刑部速议具奏。”

接着，有位言官上奏：“重案讯办，未协舆情，请提交刑部办理。”

这位言官的官衔是户科给事中，名字叫作边宝泉，虽为汉军镶红旗人，其实就是边葆诚的族人。

这边宝泉是同治二年的翰林出身。

他倒是个有心人，眼见洪杨以后，督抚权重，视朝廷政令如具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一当了御史，专门抨击弄权的封疆大吏。

到任不久，就参了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着又参江西巡抚刘坤一。

这一次发难，明责胡瑞澜，其实笔锋力扫杨昌濬，而暗中又有为他的族人边葆诚开脱的意味在内，文章做得极好。

这篇文章一共分三段，第一段是说流言竟成事实：“此案传闻异辞，已非一日；外间议论，佥谓胡瑞澜与抚臣杨昌濬，平日相好，其办理此案，外示严厉，中存偏袒；于案中紧要关键，并未虚心研讯，势必仍照原定罪名拟结。

今胡瑞澜所奏，果与前次传闻无异，是物议必非无因。”

第二段论此案不能平反的症结所在：“近来外省已经办成之案，虽经京控，而发交原省查办，平反者百不得一，久已相习成风。

且胡瑞澜学政办理同省重案，所派承审之人，不过府州县官，与钦派大臣随带司员者不同。

外吏之升沉，操之督抚，仰承意旨，视为故常；一旦特发公论，以疑难大案，引为己责，而致亲临上司干失人之重咎，虽愚者不肯为此。

而胡瑞澜素本文臣，从未办理刑名事件，其受人牵制，不能平反，本在意料之中。”

因此，第三段文章建议：“伏思朝廷慎重人命，凡关罪名出入，不惮再四研求；可否特降谕旨，将全案人证卷宗，提交刑部，详细研讯。

如胡瑞澜所奏果是，不过稽迟杨乃武数月之死；而既经刑部复审，自足以伸国法而破群疑。

倘有不实不尽之处，立共平反，庶嗣后各省承办重案，不敢再蹈瞻徇回护之习，于吏治民生，均有裨益。”

话是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朝廷还不愿意公然表示，要裁抑疆臣的权柄，所以用“外省案件纷纷提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

的理由，仍旧责成刑部“详细研求，速行核议具奏，俾成信谳”

。

这与两天之前的上谕，只有“着刑部速议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