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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8页）

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但阮玉堂怡然自得。

不久，殁于任上。

这是一桩极大的阴德，但据阮元自己说，他的父亲阮承信，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

阮玉堂身后萧条，而阮承信甘居贫贱，洁身自守。

有一年在一处渡口，捡到一只箱子，异常沉重，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银子，箱中还有一道公文，是专差解送税款。

阮承信心想，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可能会出人命，因而错过渡船班次，一直守候至黄昏。

果然暮色苍茫中有人来投水，阮承信拉住他一问，正就是那失银的差官，于是阮承信将箱子原样不动地还了此人，也不说姓名，自顾自扬长而去。

阮承信并无功名，所以一直以“老封翁”

的身份，随儿子到任上，接受供养。

在山东时，巡抚是乾隆廿五年的状元毕沅，年纪与阮承信相近，过从甚密，有一天毕沅跟阮承信说：“小女可配衍圣公，请老兄做媒！

衍圣公的姐姐，可为令郎的继配，我做媒。”

这三家两门亲事，很顺利地成功了。

但当阮元由山东学政调浙江后，毕沅由山东巡抚复授为湖广总督，未几病殁。

嘉庆四年，追论湖南教匪初起，毕沅失察贻误之罪，发现他滥用军事公款，因而抄家。

阮承信看毕沅在世时，虽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而且容易为属吏所欺，以致下场甚惨，深以为鉴，在浙江时，便将阮元管得很严，绝不准他有任何贪污的行为。

毕沅的经历是少有的：第一是外放以后即未当过京官；第二是宦路只在陕甘、山东、两湖五省。

这两项情况，在他以前，有个直隶总督方观承可相仿佛；但第三，以状元而从未当过主考，这在明清两朝，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毕沅虽未主试，却有另一条宏奖士类的途径，敬重文人，唯恐不及，不论是在西安、开封、济南、武昌，都在后花园中特设宾馆，优礼名士。

谈到毕沅，恰又触及龚定庵所感兴趣的“乾嘉朝士”

，如果没有扢扬风雅的毕沅，就不会有那么多“意气飞扬”

、可傲王侯的名士。

但毕沅身后，毁誉不一。

阮元久任督抚，凡是毕沅旧治之地，几乎全是他的宦辙所经，见闻真切，与一般道听途说不同，难得阮元这天的兴致极好，谈锋极健，龚定庵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叩询真相的机会。

原来毕沅字秋帆，是江苏太仓州所属的镇洋县人，乾隆廿五年庚辰状元。

他之得以大魁天下，是龚定庵最向往的一件事，因为毕沅的书法，比龚定庵好不了多少，但以殿试前夕，在军机处替同值的章京代班，恰好陕甘总督以平定准噶尔、回部，奏请在伊犁、乌鲁木齐试办屯田。

长夜无事，毕沅便细看那道奏折，对于西北的形势与风土人情，以及规划屯田的好处，大致了然于胸。

第二天金殿射策，四道策论题，倒有两道与西北屯田有关，毕沅现贩现卖，敷奏详明，高宗大为赏识，在进呈的十本之中，亲自将他由第四改为第一，原为二甲一名的传胪，一跃而为一甲一名的状元。

如果毕沅生在今天，不但不会冠冕多士，以他的书法，一定也跟龚定庵一样，连翰林都无份。

毕沅以策论屯田抡元，亦以服官西北起家，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肃开始，一直至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始终不离陕甘两省。

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其间一度因案降调山东巡抚，未几复任鄂督，直至嘉庆二年在任病殁，未调他职。

此外每届岁暮，必对贫士有所馈赠，也就因为如此，操守为人疵议。

“定庵，”

阮元忽然问道，“你读过毕秋帆的遗集没有？”

“没有。”

龚定庵答说，“曾经想找他的《经训堂集》来读，可惜没有找到。”

“我可以送你一部。”

阮元又问，“‘经训堂’的出典，你知道不知道？”

“听说毕太夫人经学渊纯，去世以后，高宗特赐御书‘经训克家’的挽额褒扬，‘经训堂’三字由此而来。”

“不错。

毕太夫人不但深通经术，就诗而论，只怕国朝闺秀中，亦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