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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7页）

覆奏中说：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身为监官的严廷燮，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情，此人现在有病，入闱以后，恐怕不能完卷，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这一次也要入闱，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号舍相接，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岁试、科试，屡次考列高等的廪生，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确是饱学之士。

一念怜才，又看徐步鏊年纪已长，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因而接受请托。

但托津特别声明，确无受贿情事，既然“未经得受财物，无赃可计”

，照律例拟“流”

——流刑，也就是充军，发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再行定拟。”

但确无受贿情事，无法处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只是充军地点，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

阮元下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

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

’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爱？然则所谓‘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热口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处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

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

你在京出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爱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

说着，他起身长揖致谢。

“这才是。”

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部，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

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

“不，不！”

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

，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头干起。

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

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

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

我亦知道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情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坚卧不起。

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由阮元所说的“天恩祖德”

，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

“天恩”

当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达之知，乾隆五十四年点翰林，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再下一年翰詹大考，因为《眼镜》诗善于颂扬，复为高宗亲自拔置第一，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八年升正詹，放山东学政，前后仅历四年。

所谓“祖德”

，是阮家祖宗积德，但传闻异词，要听阮元自己说了，方知其详。

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乾隆初年，官拜湖南参将，其时湖南有苗乱，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马平乱。

有一处苗众上千人，缴械投降，张广泗下令尽数诛戮。

阮玉堂以“杀降不祥”

为理由，以死力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