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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5页）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

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

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

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

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

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

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

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

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

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

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

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

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属，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监司、巡抚、总督，虽说“不怕官，只怕管”

，到底“做此官，行此礼”

，重重叠叠的上司，遇到了都要执属下之礼，光是这一点，便让龚定庵踌躇了。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议，有的赞成，有的劝阻，两方面都有极充分的理由，以至于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莫衷一是的纷扰中，不想惊动了一位大老——由云贵总督内召入阁办事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

龚定庵与阮元颇有渊源，第一是世交，当龚闇斋在乾隆六十年中举人时，阮元正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

新科举人进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进士，殿试中了探花。

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

这年冬天进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

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内题名“蝶梦园”

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

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部，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

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身子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

“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

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