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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2页）

我敢断言，即使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儒林外史》《红楼梦》，与吴敬梓、曹雪芹的真人真事，也是有出入的。

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我无法找到两全之道。

且让我举个例做具体说明。

我曾见过一段记载，说明太祖第八子——封在长沙的潭王，是陈友谅的儿子。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潭王牵连在内，夫妇俩焚宫自杀。

这个简单的传说，通过小说的手法，可以发展为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因为明太祖在潭王，一方面是深受养育之恩的皇父，一方面却是杀父辱母的仇人；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

这是一部所谓大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

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

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写作之间的两全之道。

欧洲许多小说采用这样的方法，黎东方博士也向我说过这个主张。

但是虚构历史上的人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历史小说应合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小说中的人物，要求其生动、突出；历史小说中的人物，还得要求他或她能反映时代的特色，武则天是武则天，慈禧是慈禧，她们的不同，不仅仅是服饰的不同。

如果在五光十色的历史背景之下，相去千百年的人物，表现了同样的人生哲学、同样的感情状态，乃至于同样的生活习惯，那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由于自知虚构历史人物的不容易，一直不敢轻易动笔。

最近承本刊（《李娃》最早刊发于《联合报·副刊》——编者注）编者的好意，一再鼓励，我决定挑选唐人传奇、元明杂剧中的若干故事，改写成现代形式的长篇小说。

第一篇是《李娃》。

《李娃》本于唐朝白行简的《李娃传》，是唐人传奇中的精品。

后人根据此故事而制作的剧本，有元朝石君实的《曲江池》及明朝薛近兖的《绣襦记》，李娃称为李亚仙，郑生称为郑元和。

文学批评的书上说：《绣襦记》胜于《曲江池》。

以我看，《绣襦记》所描写的也只是明朝的李亚仙和郑元和，不是开元、天宝——唐朝全盛时期的长安名妓李娃和当时全国最有名望的“五姓”

之一的荥阳郑生。

举个例说，《绣襦记》的曲文“弓鞋裙衬双凤头”

“金莲小，香尘无迹”

之类，误以为唐朝妇女已经缠足，岂非笑话？

因此，我决定根据白行简的原作改写，完全不受《曲江池》及《绣襦记》的影响。

不过，原作的结局，落于俗套，我不能不动一动“手术”

。

原作中有许多骤看不可解的地方，要经过考证方能明白。

譬如有一段描写类似现在的殡仪馆的“凶肆”

的文章：

……生（按：指郑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邸主惧其不起，徙之于凶肆之中……后稍愈，杖而能起。

由是凶肆日假之，令执穗帷，获其直以自给。

累月，渐复壮，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归则效之；生聪敏者也，无何，曲尽其妙，虽长安无有伦比。

初，二肆之佣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举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

其东肆长，知生妙绝，乃醵钱二万，索顾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