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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及上面那些观察。
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很有限,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ldo;台湾文化协会&rdo;,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
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
台湾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ldo;社交自由&rdo;的&ldo;新文明&rdo;,是来自日本的&ldo;文明开化&rdo;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
这些年学界关注一个问题‐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
我的看法是:一、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二、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三、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四、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层面,把它笼统归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危机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
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
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ldo;无限革命&rdo;的轨道。
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ldo;有限革命&rdo;,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随社会变革而来,是一种渐进的、自发产生的过程。
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ldo;革命&rdo;,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
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问题,有的与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等先生,在肯定他们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时代局限‐‐这才是真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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