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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第2页）

我和安娜莉丝在研究所与斯维特拉娜一起吃午饭。

斯维特拉娜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正常，但是说起她自己时，却有所保留，沉默寡言。

只有上帝知道她那复杂的情绪中到底隐藏了什么。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认识到，很多问题都是她自己造成的。

●5月30日，哥本哈根机场

我认识到自己对公共事务所做的评论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价值，还能为乐意倾听我的人做点儿什么，我想到了以下几点：1）关于苏联问题，我是最早摸清苏联政府意识形态本质的人之一，或许这种本质恰恰是唯一能解释其残酷与弄权的理由。

至于富兰克林&iddot;德拉诺&iddot;罗斯福犯下的错误，只有我一个人指出了，我们不要期待与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建立正常的关系。

2）在评判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使关于常规武装力量价值和作用的既有思维和准则失去了意义，我是为数不多最先明晓这一点的人之一。

另外，我们采用并且坚持&ldo;首先使用&rdo;核武器的原则，不仅阻碍了削减并最终销毁核武器的重大进程，而且造成了核武器在其他大国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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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核武器的使用加剧了非理性的企图，因为战争的常规目标不是发动盲目或无效的打击毁灭他人，而是有效地影响其他政权的行为，仅仅依靠毁灭对方的民众并不能取得胜利。

3）我凭借一己之力（向完全不了解情况也对此不感兴趣的民众）指出，对于那些生活在政权压迫下的人们，我们试图通过经济手段来帮助他们或者破坏其政府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政府会找到合适的手段，利用我们的援助，从中谋取好处，而且它也懂得如何转移国内民众对其统治的损害。

如果采取这样的经济手段，我们将经常沦为被指责的对象。

我也指出，从整体上看，对外援助很难给外国民众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生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例如接受援助等，在让大多数人受惠的同时，必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

换句话说，这就导致如果从外部对他国事务进行干涉，肯定会招致某种程度的误解和憎恨。

4）关于一般的政治哲学问题：我已指出，（在一个多元社会里）每个统治者、每个统治群体都有两种特质。

作为外交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时，这两种特质会相互冲突：一方面，他们可以被当成整个国家的代表，是整个国民利益的托管者、阐释者和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竞争者，代表了国内某一党派的利益，反对敌对党派的利益。

因此，存在着两种模式的动机，当执行对外政策的时候，它们有时会彼此抵牾。

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要求一种行动方案，掌握国内大权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另一套方案，有时候两者会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