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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居家之道（第20页）

曾国藩对儿女的婚事，历来要求甚严。

前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一日，曾纪泽与贺氏成婚时，他即规定：“招赘之日，七日即回湘乡，尚不为久。

诸事总须节省，新妇入门之日，请客亦不宜多。”

并手书诸弟：“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

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曾国藩常示儿治家之法。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初四《谕纪泽》：“昔吾祖星冈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

，“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的家训对儿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治四年（1865年）秋，曾纪泽为修葺富厚堂，奉其父命回到老家。

据其长孙女曾宝苏回忆：“我们的住宅，名叫富厚堂，据说是惠繁公照《议书》功臣表中关于《烈侯记》有‘富厚如之’一语，故以‘富厚’为堂名。”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富厚堂建成，纪泽偕母亲及弟妹住进新屋。

新屋前大门后还有三重大门，曾纪泽将中门进中厅取名“八本堂”

，亲自把曾国藩所谕“八本”

用隶书写在正墙上，启迪后人。

是年，湘乡倡修县志，各界人士荐举曾纪泽纂修。

曾国藩知道这一事情后，立即修书告诫纪泽：“尔学未成就，文甚迟钝，自不宜承认，然亦不可全辞。

一则通县公事，吾家为物望所归，不得不竭力赞助；二则尔惮于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几篇。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尔篆韵钞华，宜从古文上用功。

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或请本县及外县之高手为撰修，而尔为协修。”

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曾纪泽扶灵回籍安葬于善化（今长沙）平塘。

其时，他在长沙购房子一栋，取名“长沙曾寓”

。

大门外悬挂的“岳云在望，礼器成图”

一联，即为曾纪泽所书。

光绪二年（1876年）冬，他离开长沙复入京。

翌年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

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奉旨赏戴花翎，派充英国、法国钦差大臣。

赴任前，西太后召见他于养心殿东间。

西太后说：“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曾纪泽答：“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

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称报仇雪耻。”

西太后说：“这些人明白这道理的少。

你替国家办这点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都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说：“臣从前读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

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

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